图：“弗莱马勒大师”（Master of Flémalle）作品《天使报喜》。\作者供图

　　凡踱步于欧洲各大美术馆的文艺复兴展区，“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又名“受胎告知”）无疑是出镜率最高的主题之一。这一表现大天使加布里埃尔来到凡间告知圣母玛丽亚将受圣灵感孕诞下圣婴耶稣基督的一幕，是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最热衷创作的题材。而此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中（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我终于看到了在早期尼德兰艺术中最重要的一幅《天使报喜》。

　　在很多西方美术史书籍中，这幅《天使报喜》都被归为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巨匠罗伯特．坎平（Robert Campin）之作。令我略感意外的是，画作的尺幅远比想像中的要小，且真迹旁的展签上标注的作者是“弗莱马勒大师”（Master of Flémalle），而在坎平的名字后面加了个问号。一位是有真名实姓的画家，一位是有史料记载的大师，时至今日二人身份能否“合二为一”却仍在西方学术界存在争议。然而，这幅距今六个世纪的画作在早期尼德兰艺术中的地位确不容置疑。

　　尽管文艺复兴各地大师们笔下的“天使报喜”由于遵循《圣经》原文而大同小异，但“弗莱马勒大师”所绘的这幅在当时仍独树一帜。相比较同期活跃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安杰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在稍晚绘制的数幅金碧辉煌的《天使报喜》，能够明显看出“弗莱马勒大师”更早完成的版本已经摆脱了华丽的国际哥德式风格。头顶没有了贴金箔的声光，大天使加布里埃尔的金色羽翼也被更具自然主义的鸟状翅膀所替代，二人的衣着更是朴实无华，画中仅有的金色被画家用一段取自《圣母颂》中的赞美诗勾勒在了长袍的边缘──这也是“弗莱马勒大师”的创新。尽管以佛罗伦斯安杰利科修士为代表的《天使报喜》在贴金、压纹等“制作”工艺上更为繁复，但同期的尼德兰地区质朴的绘画语言显然已领先于同期的意大利，更契合文艺复兴推崇的“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然而“弗莱马勒大师”此作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其他同代作品中还将报喜的场景设定在教堂内部或门廊时，他却将“天使报喜”这一圣洁的时刻安置在尼德兰地区中产阶级的世俗空间内，这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是前无古人的存在。唯有到访过安特卫普斯奈德斯之家、阿姆斯特丹伦勃朗故居等具有典型尼德兰风格居所的经历，才对报喜的房间有着身临其境的体会。画中出现的所有物品都有着装饰以外的深层含义，比如画中桌上绘有鸟类的印花马约利卡花瓶（Majolica Vase）插着两株白色的百合花象征着圣母的圣洁与贞操；一旁的烛台和蜡烛分别代表圣母和基督，未点燃的细意指受孕已经发生；右侧墙上的短柄笤帚则蕴涵对罪恶印记淨化之意……上述所有图像细节除了凸显出尼德兰地区独有的精致，还符合尼德兰艺术深藏隐喻的象征性表现手法。此外，上下两层的可闭合窗户、地面上深浅对比的菱形拼接地砖、左侧门外的空间纵深，似乎都预示着两个多世纪后维米尔的出现。脑补下维米尔著名的《绘画艺术》和《音乐课》，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循了。事实上，这幅《天使报喜》侧面反映出无论是尼德兰地区不久后还原真实生活场景的风俗画、还是被赋予道德隐喻和世俗意义的静物画，均是从早期尼德兰的宗教画中衍生出来的。对世俗生活的纪实始终是专属于尼德兰人的传统，即便是在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之前。

　　“弗莱马勒大师”的《天使报喜》完成于一四一五至二五年。假设此作一四二五年完成，今年恰好六百年整。半个世纪后的一四七二年，达．芬奇完成了他那幅《天使报喜》。前者在室内朴素地报喜，后者在室外头顶光环告知，除了对科学的线性透视法和空气透视法的运用，达．芬奇版本在绘画技法上实则并未超越“弗莱马勒大师”。他究竟和罗伯特．坎平是不是同一个人，至今仍不能盖棺论定。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工坊中走出了罗杰尔．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和雅克．达雷（Jacques Daret）两位尼德兰巨匠的事实，则让他永远和同期身为油画先驱的扬．凡．艾克一样，作为弗拉芒原始派中开山立派的宗师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