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过年吃饺子，是中国北方的习俗。\资料图片

　　一个人活了多少岁，就过多少回年，过年应该是人生记忆中最深刻的，就像年轮刻在树干上。三千年来，回忆过年，总提及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我们这批插过队的知青，已然“坐七望八”杏花落满头了，过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肥年”是一九五八年。那一年用老一辈人的话说，真是人人喜悦，人人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正在小学读书，学校实行“半读制”，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跟着大人们哄麻雀，打苍蝇，砸矿石，拣焦炭。就在人人都热火朝天，意气风发时刻，春节快到了。

　　难忘的除夕夜。全体职工也包括老人孩子都按捺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什么敲夜鐘辞旧岁，而是那三座并排而立的小高炉要流出新年的第一炉钢水。鲜红鲜红的钢水终于喷薄而出，激起无数的钢花在夜空中奔放，人们欢呼跳跃，尽情欢畅。敲锣打鼓举着事先写好的喜报，报喜的队伍在爆竹声中出发了。另一项令人难忘的节目就是集体吃饺子，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能吃多少就吃多少，都是用脸盆从大食堂端上来的，直接端到炼钢工地上。人们围成一个圈，欢天喜地过大年，都吃得几乎站不起来，都乐得脸上笑开花。又给我们小孩端上来一盆盆煮熟的大棒骨，啃骨头过年，体现的就是要有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吃得每一个人嘴角流油。大人孩子都真心实意地期盼永远过这样的年。

　　中国传统上过大年，核心内容就是吃年饭，大吃大喝，过年团聚、团拜，最后还要归结到济济一堂，大团圆，按辈分年龄排餐桌，排座次，过年重头戏就是大鱼大肉，把能摆上桌的都摆上，把最好吃的都上桌，讲究桌上摆满，要上三层，然后才是斟酒、敬酒、喝酒。那就是过了一个“肥年”，幸福年。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麵，初三盒子团团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全说吃，杀一头猪宰一头羊，从除夕吃到正月十五。

　　从一九五八年算起，没有三两年就是节粮度荒的三年自然灾害，离我们都期盼中的“幸福年”似乎越来越远了。一九六一年是北京市民供应最紧张的一年。过年的饺子也不得不越包越秀气，似乎在验证《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吃过的小饺子，既使是那样也要数个，家里的男孩子十四个，女孩子十二个，多一个都没有。按购货本买回来的年货全部平均分给每个孩子。每个孩子都瞪大眼睛看着，瓜子、花生、糖块，甚至数着数分，使我想起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写的分茶叶的故事，谁也绝对不能多，谁也绝对不能少，绝对平均主义。倒是父亲带回来两块“人造肉”多少让我们解了点馋，因为这个名字，让我记了一辈子，“人造肉”其实就是类似肉皮冻的一块淀粉坨，但多少能让我们解解馋。那个充满渴望的春节，是在我金色童年中过得最“瘦”的一个年。

　　我到山西定襄农村插队的第二年，过了一次“战地春节”。那年临到春节了，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春节不回北京，就地过年。当时的春节主要是大年初一要出工上地干活，人人都像过大年，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的工地。平田整地，修高灌渠，四周先插满了红旗，立上标语和语录牌，再一看，气氛就截然不同了。就我们村来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大年初一学大寨。

　　那年许多知识青年都没有吃上过年的饺子，没有吃上那不大的小扁食，因为我们队分的麦子太少，一年分十几斤，早就吃光了，就等着回北京过年了，谁能想到还要过一个这样的春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