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年从上海来香港当印刷学徒。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返广东参加了东江纵队。战争中，他被伪军枪伤，子弹留在小腿近八十年。

　　记得三十岁的我在华南旅行社工作期间，每每在工人俱乐部遇见他，他都会亲切地叫我“杨仔”，有次他在办公室撸起裤脚，让我看看他腿上的伤疤，告诉我这是他二十岁时在战斗中受伤的故事。那颗无法取出的子弹，已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生命中英雄的功勳。

　　“六七事件”五十周年，电影《五月》问世。这位前工联会理事长已逾九十高龄，扶杖前来撑场。当时我迎接他的到来，有他的关爱与加持，恩义永难忘。

　　新冠疫情期间，适逢东江纵队成立八十周年，遂请来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教授亲到潘叔家中做口述历史。《救亡进行曲》词作者周钢鸣之女周蜜蜜也前来为她的儿童文学“采风”。

　　那天，九十八岁的潘叔告诉我，那藏有子弹的脚已于几年前因发炎而切除。在我的请求下，坐在轮椅上的潘叔，挂上了他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获颁授的英雄勋章，并接受访问。感谢丁新豹教授，终于在潘叔丧礼前一天，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剪辑馆藏的“潘江伟口述历史”的录像，送到了工联会会长以及遗属的手中，向这位“抗日英雄 工运先锋”作最后致敬。

　　潘叔，我们将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