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天阴，微冷。午后三时二十分，人称“济哥”的作曲家陈能济在九龙医院告别人间，走过八十五个年头的寒来暑往，最终卸下了人生的行囊。

　　一九四○年，正值二战时期，陈能济在印尼雅加达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出生，在兄弟间排行第十一，是家中的幺子。一九五三年，陈家与成千上万的海外侨胞响应国家的感召，一起回归国内，这是年仅十三岁的陈能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其后，他先在福建厦门由华侨之父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念初中课程，而他心中的音乐梦也就是在这里萌芽的。据他忆述，有一次他途经一间课室时，听到一位年轻大学生在拉奏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那小提琴的声音一下子把他震住了，他开始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而那位大学生后来也成了他第一位音乐老师。

　　初中毕业后，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陈能济独个儿跑到上海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小提琴专业，然而最后取录他的，却是武昌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的附属中学，主科不是小提琴，而是钢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三年的中南音专课程及钢琴训练，却为陈能济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一九五九年，中南音专附中毕业后，十九岁的陈能济再凭那股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的冲劲及热诚，毅然跑到北京去投考中央音乐学院，最后在百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开始了他在这所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作曲系的五年专业训练课程，师承著名作曲家杜鸣心。

　　六十年代初，内地的经济情况不理想，粮食及物质生活都很贫乏，却无阻学生们的学习热诚。一九六四年，陈能济毕业了，却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能每天开开拖拉机、翻翻土、挑挑粪，便无所事事地度过了整整十年。一九七三年，由于国家的“华侨来去自由”政策，陈能济获批来港，事隔二十年后，他再一次经过罗湖桥，所不同的，这次他是只身离开内地，来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陈能济到港后，很快便在香港的音乐圈子中建立起人脉网络，也开始重新投入他的音乐工作。

　　一九七四年，适逢业余时期的香港中乐团指挥王震东移民，乐队急需一位能指挥、懂作曲的人来接棒，陈能济当时刚到港不久，适逢其会，便接手了香港中乐团的工作。这一次的际遇，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下半生的音乐路向，成为了一个“中乐专家”。他曾打趣地说：“这是命运对我开的玩笑，我年轻时崇洋，受西方音乐教育，喜欢听西方音乐，但现时在我眼前迎接着我的，却是道道地地中国式的民族音乐天地。”不过，他倒明白这个机会是“上天的安排，给我提供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实战场地，夫复何求？”陈能济就如此这般地在中乐团工作了好几年，也见证了香港中乐团从业余走向职业的阶段。

　　一九八九年春，陈能济忽然接到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的邀请，担任乐团第一任驻团指挥，经过一番苦苦思索后，他最后决定放下十六年来在香港建立的一切，到陌生的台湾担任这个实验国乐团的“拓荒者”。在台期间，他迎来了他作曲生涯一个小阳春，创作了不少以当地民谣为素材的作品，例如《港都素描》、《原乡与本土》等。一九九一年，他还获颁“高雄市第十届文艺奖”（音乐类）。

　　不过，命运好像总爱跟陈能济开玩笑。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清晨，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把尚在睡梦中的陈能济唤醒，这次却是邀请他回港担任香港中乐团的助理音乐总监。陈能济觉得似在做梦，然而他开始意识到他的生活又要面临一个重大的改变，很快就要回到过往熟悉的环境，接受新的工作，这与待在台湾单纯作曲的生活又完全不同了。不过，他很快便决定接受邀请，一九九三年六月，他回港上任香港中乐团的助理音乐总监，协助音乐总监石信之管理乐团。

　　陈能济出任乐团助理音乐总监的几年间，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上的高峰期、成熟期，许多大型作品例如音乐剧《城寨风情》、《六朝爱传奇》、粤语舞台剧《窈窕淑女》、新编粤剧《九天玄女》、交响诗《赤壁》等等，都是在这些年间完成的，对陈能济来说，这些以大型中乐团为基础编配的崭新演出形式，不少都是他的新尝试，而每次都是一项新挑战。二○一五年，他得到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 （CASH）颁发“音乐成就大奖”，这已是对他在音乐成就上的一个肯定。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