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司徒惠在设计“中国文化研究所”时采纳了贝聿铭的建议。\作者摄

　　电影《粗犷派建筑师》（The Brutalist）获得三项奥斯卡奖，吸引了影迷，也引起人们对粗犷主义建筑的兴趣。不过，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关于建筑艺术的电影。倘若观众想从这部影片中了解粗犷主义建筑，那将会失望，甚至会有误解。

　　影片的主角拉斯洛．托特（Laszlo Toth）是一个移民建筑师。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如果你熟悉现代建筑史，就会从他的身世上联想到银幕外的一位著名建筑师——马瑟．布劳耶（Marcel Breuer）。他与托特有相同的身份和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匈牙利人，都是犹太裔，都曾在德国的新式建筑学校——包浩斯（Bauhaus）学习，都因逃避纳粹的迫害而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也都设计过粗犷主义建筑。不同的是，布劳耶来到美国后，事业顺利，生活优裕，而不像托特那样一路坎坷，受尽屈辱。

　　说起布劳耶，香港人可能不熟悉，但他有一个门生在香港尽人皆知——设计中银大厦的贝聿铭。贝聿铭曾说布劳耶是“最好的朋友和老师”，“他使我加深了对光的理解，特别是光在建筑中的重要性。”与布劳耶相似的是，贝聿铭也是移民建筑师，而且同样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获得了成功。

　　说起粗犷主义建筑，香港人对它不会陌生。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兴建的公屋大部分都是粗犷主义风格，以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公屋是香港粗犷主义建筑的产房。除了公屋之外，政府办公楼、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也曾是粗犷主义表演的舞台。而且，香港不乏优秀的粗犷派建筑师，例如设计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的司徒惠、设计湾仔艺术中心的何弢等。

　　其实，贝聿铭与香港的粗犷主义也有关系。在中大建校之初，贝聿铭曾应邀来港为校园的规划和设计出谋献策。他对粗犷主义的校园有多少影响？这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据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屈志仁教授回忆，贝聿铭对研究所的建筑设计曾给予具体的建议。司徒惠采纳了这些建议，使用西方现代建筑的技术、材料和方法，再现了中式传统庭院的空间意境。这座贝氏风格的建筑“粗”中有细，在中大校园中别具一格。

　　为何贝聿铭未能更多地参与中大的建设？这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正忙于美国的几个工程，其中包括为母校麻省理工学院（MIT）设计教学楼。如果把他为MIT做的设计与司徒惠为中大做的设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贝聿铭也是一位粗犷派建筑师。他设计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埃弗森艺术博物馆、达拉斯市政厅等，都是美国粗犷主义建筑的名作。

　　除了贝聿铭之外，布劳耶还有两个门生在香港有作品：一位是设计香港会大楼的哈利．赛德勒（Harry Seidler），另一位是设计力宝中心的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他们都是著名的粗犷派建筑师。不过，为了迎合中环的上流社会，赛德勒把粗犷主义士绅化了。鲁道夫则转向“国际式”风格，以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

　　实际上，这些银幕外的建筑师——布劳耶、贝聿铭、司徒惠等，他们的真实人生比虚构的电影故事更精彩。

　　《粗犷派建筑师》的导演布拉迪．科贝特（Brady Corbet）说：“拍电影就像设计建筑一样。”对于这个说法，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的是，建筑与电影在艺术创作（和预算超支）方面确有共性。不同意的是，设计建筑必须满足实用的要求，拍电影则毋须考虑实用的功能。建筑师造的是房子，导演造的是梦。但是，建筑师不能没有梦，因为有梦才会造出既好用又好看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