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中文大学通讯，得悉蔡永业医生夫人梁桂钊女士为了成全丈夫志愿，甘愿节衣缩食，又学习投资，终于储得足够资金。日前由侄女执行她的遗愿，把九成九遗产合共超过四亿元捐赠予中大蔡永业脑神经科学研究所。蔡医生生前心愿是兴办研究脑病的中心，期望柏金逊症等严重脑科病症的治疗有所突破。他生于一九二一年，八十岁时在睡梦中辞世，十六年后妻子亦去世，他俩留下永恒的爱情，更留下贡献人间的美善。

　　一则通讯把我载回大学时代，那青涩的日子。当时中大只得崇基、新亚和联合三间书院，联合书院与耶稣会合作兴建汤若望宿舍，内有小圣堂，是中大唯一的圣堂。某个礼拜天我乘校巴上汤宿望弥撒，互祝平安弥撒礼成便离开，走过草坪，接近泊车的地方，忽然后面有把声音把我叫住，回头一望，是蔡永业医生。

　　蔡医生曾任医务卫生署署长，那时正担任中大医学院创院院长，经常在媒体亮相，昔才鱼贯领圣体时已认得他。我回答说住崇基宿舍，他叫我登车，我建议送到路口，因为宿舍华连堂的路窄且陡，他却不嫌麻烦，坚持送我送到门口，然后车子拐弯沿小径驶下众志堂。如是者二三次，后来我提不起劲上汤宿，之后没有再见蔡医生了。

　　蔡医生身量不高，当时五十多岁，髮线已后移，也有点发胖了，给人笃实厚重的感觉，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大概是这样子。我最难忘是那番对话，我读报知道创办中大医学院之时曾遭反对，向他提及，他愤然道：“那些人narrow mind！香港迫切需要第二间医学院。”当时眼神流露出坚毅无畏的光芒，那光芒至今犹记。

　　闻说他是“办公室最高效的工作狂”。这句话更令我感动，以他分秒必争的性格，竟然义不容辞用宝贵的时间来载我一程，还毫不嫌烦，把我送抵门口。虽说中大空旷，义务载客是常见的，不过从联合回教职员宿舍路近，但从联合绕到崇基再拐弯回家，一番折腾则起码多花十分钟。而我，不过是个陌生的教友、普通的学生而已，其中有几许人情味？多少关顾？又何等体贴。

　　蔡医生一生都服务于政府，薪传于大学，造福于市民，他的大爱是减轻病人痛苦，宏愿是医学研究的突破。香港何幸，能够培养出这种胸襟和远见的杏林志士。医生何幸，得深情而精明的妻子落实其理想，又有一队有心的医疗团队继续弘扬其大志。

　　小圣堂肃穆，檀香弥漫，我何幸在这氛围，遇到刚可开山劈石、柔可温厚细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