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认知中，殖民主义常与炮舰和强权联系在一起，鲜为人知的是，地质学同样可创造并延续殖民观的叙述。

　　二○一七年，英国学者凯瑟琳．尤索夫着手从事地质史的研究，她当时并没有想到，七年后，她凭借在档案领域的发现，写成一本有关地质学和殖民的著作《地质生命》，并掀起了一场重新认识殖民主义的运动。

　　尤索夫在书中指出，人们倾向认为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是揭穿优生学等种族主义思想的科学灵感。但地质学比生物学更古老，它是一门在历史上形成种族的学科，其与殖民主义尤为关系密切。一方面，一七五五年欧洲里斯本大地震的冲击激发人们的启蒙思想，科学开始取代上帝的观念来解释地震的原因，由此产生的地质学提供了一种系统地对地球及其历史进行分类和绘制的方法，而地质知识和地质调查最终帮助殖民者找到了最好的土地，并且建立了种植园和矿山，开采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殖民地的黑人和原住民带来“地理创伤”，让他们对地球的了解基本上被抹去和排除了。

　　另一方面，早期地质学主要集中在确定商业采矿领域，但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它演变成了一套关于地球和跨时间生命研究的理论，其中包括古生物学，殖民时期的地质学家常常拿化石与现存族群进行比较。这创造了一个垂直的时间视图，古老的化石被发现在地下更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脊椎动物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这项发现也给人一种地层不断进步的错觉。在地质学殖民观的论述下，地层成了被视为“灭绝物种”的黑人和原住民与作为“现代人”的白人之间的纽带，两者虽然都是过去的一部分，但前者处于更深的地下，而后者总坚定地站在地面上。

　　尤索夫在书中的观点得到多位历史学家的验证，他们在调查中得出类似结论，表明地质学殖民观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比如，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地印度，盛行的一种种族主义观点是试图将原住民与史前人类进行比较，当时甚至使用“活化石”这种歧视性术语。在地质学领域，更不乏拥有种族主义观点的地质学家。被称为“地质学之父”的查尔斯．莱尔，与大奴隶主汉密尔顿．库珀关系密切，并称赞他的殖民技能。另一位先驱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曾贬低印度女性不具备西方女性“高贵的气质”。正如英国古生物学家麦克．本顿精辟地形容，地质学受益于殖民主义，当时的许多地质学家都是种族主义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界有两个有关地质学殖民观的荒唐案例。一个是被称为“第一个英国人”的皮尔当人。一九一二年业余考古学家查尔斯．道森表示，他在英国发现了未知人类物种的头骨遗骸，声称这是早期猿类与人类之间缺失的环节，但地质学家认为它的脑部尺寸“与现代澳洲人几乎相当”，因此受到科学界广泛质疑。直到一九五三年，该标本被发现是伪造的，原因是道森出于证明英国人优于其他种族的目的。另一个是尼安德塔人。一八五六年尼安德塔人的遗骸首次被发现，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比现代人类低劣。但这种情况在二○一四年发生了改变，当时DNA测序技术显示，欧洲人拥有相当大比例的尼安德塔人DNA，而且比非洲黑人等的比例要高得多。从那时起，欧洲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尼安德塔人实际上相当先进，具有艺术和传统能力。

　　虽然科学种族主义已被揭穿，但地质学上的极端主义观念至今仍存在于社会的某些领域。比如极右翼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总是用“石器时代的人”来指代当地原住民。殖民主义的遗产也持续影响现代地质学实践，例如许多西方地质学家仍进行“降落伞科学”，即他们去非洲取一些样本回来，然后就发表研究结果，却不接触和承认当地的专家。很多原住民知识也被从历史书中删除，比如西方历史档案声称，殖民地理学家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煤炭，但实际上当地居民早在使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