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乾隆御用”款和阗白玉错金嵌宝石碗。右图：“乾隆御用”款和阗白玉错金嵌宝石碗碗底及外壁。\故宫博物院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推出的“流动的盛宴──中国饮食文化”大展，通过跨越生死、文化、山水、时间等，多维度展示中国饮食文化历史。

　　第一部分“跨越生死”中“礼食同源”说，突出了饮食文化的地位。这源自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列鼎而食”。说的是孔门弟子子路发达之后，“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不但使用鼎，而且一餐饭排列几只鼎（西汉刘向《说苑．建本》）。吃饭是动物生存的本能要求，因此食肯定在礼之前。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礼制是吃饱饭之后，在距今五千多年才开始逐步形成的。至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是用于祭祀典礼的。一只鼎煮一种食物，鼎越多菜品越多。像《仪礼．有司》说“乃升羊、豕、鱼三鼎”，就是奉上羊肉、猪肉和鱼三道菜品。周朝建立之初，只有周王可以享用菜品较多的美食：“惟辟（君王）玉食”（《尚书．洪范》）。后来随着物质产品增多，逐步突破原有限制，孔夫子认为是“礼崩乐坏”（《论语．阳货》）。其实他本人也是受益者，因而有条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变味不食，肉和鱼变质不食，食物变色不食，有异味不食，烧製火候不合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不到饭点不食等等（《论语．乡党》）。

　　通观中国历史，“民以食为天”才是根本的、永恒的主题。即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最大的政治，负责任的最高统治者必须将此作为施政第一要务。“武王伐纣”，周在取殷商天下而代之过程中，提出了比较周延的“天命”说。此后三千年，谁是天命所归，谁就是统治天下的“天子”。周武王率诸侯出兵伐纣到达黄河边，发表《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帝以老百姓为耳目，老百姓反对的天必诛之。革命成功后，周武王提出“惟食丧祭”（《尚书．武成》），意思是民以食为命，到西汉刘向《新序》，正式表述为“民以食为天”（刘向《新序．善谋下》）。

　　中华饮食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文化融合。一是中外文明的融合。小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西亚新月地带，在距今四千到四千五百年之间，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夏朝之前传入我国。华夏先民接受它之后，不停地融会创新。春秋战国时，今中原地区的河南种麦，但不像现在这样，麦子熟了一次性收割剃光头。《诗经．鄘（今河南新乡县一带）风．桑中》将“采麦”与采桑相提并论，就是挑成熟的麦穗采摘，将麦粒蒸熟作副食吃。到西汉中期，将麦粒加工成面粉的转磨出现，有利于提高小麦营养的吸收；西汉晚期至东汉，转磨形制及筛粉工具继续发展，提升了面粉的品质。特别是面粉发酵技术终于成熟，食用后肠胃可以更好地消化吸收。小麦开始与粟、大米一起作为中国人的主食，形成南稻北粟、南稻北麦的粮食格局。三国时期开始流行发面馒头，宋金之后改善为“笼炊”。金朝李杲编、明朝李时珍参订、姚可成辑补的《食物本草》，记载其加工方法是：利用以酒曲酿成米酒沉淀后的酒浆作为酵母，调和在面粉里发面，蒸出馒头，“轻松适口，今世宾筵所不可缺。”至今发面蒸馒头仍沿用此科学原理。中国人把面食做到极致。

　　我国历代相继由西域和外国传入的其他食物不胜枚举，包括玉米、白薯等主粮，至今北方地区仍是小麦、玉米一年两作。还有葡萄、胡桃、石榴、黄瓜、大蒜、马铃薯、番茄、花生、辣椒等副食、菜蔬，藜藿等我国古代传统蔬菜后来反而不常见。子路富贵之后吃肉腻了，“愿食藜藿”；苏东坡游山逛水，看到人家“煮芹烧笋饷春耕”。

　　二是国内各民族不同饮食文化的融合。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南朝齐秘书丞王肃，是东晋衣冠南渡时山东琅琊贵族后人，博学多才，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年）北魏伐齐后加入北魏。当时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推行汉装、汉语，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在营建洛阳城过程中，王肃因熟悉前代典章制度，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很受孝文帝赏识，常呼他“王先生”。王肃刚到北魏，不习惯北方鲜卑族羊肉、牛羊乳，通常吃鲫鱼羹等南方食物，喝茶水。几年后，王肃参加孝文帝举办的宴会，吃了很多羊肉、奶茶等。孝文帝奇怪，问他：卿习惯中原之味。羊肉与鱼羹、茶水与牛奶，孰优孰劣？王肃对曰：羊是陆产之最，鱼乃水族之长，不同的人各有所好，各认为是珍馐。如果一定要比较优劣，那么羊就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茶茗并不能比作乳酪的奴仆。孝文帝闻言大笑，举杯说了一个“习”字的字谜：“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并赐以金钟，意在表示习俗不同，要互相学习，并亲身示范学习汉字的成绩（后世不少人误读了孝文帝、王肃对话的本意）。

　　一千二百多年后，清朝乾隆皇帝对孝文帝、王肃的言行产生了共鸣。他有一件和阗羊脂白玉错金嵌宝石碗，在太和殿举行朝会大典，向王公大臣赐茶时使用，碗内底正中有隶书“乾隆御用”四字。玉碗的内壁阴文雕刻乾隆帝御製诗《咏和阗白玉碗》：“酪浆煮牛乳，玉碗拟羊脂。御殿威仪赞，赐茶恩惠施。子雍（指王肃）曾有誉，鸿渐（指唐朝陆羽）未容知。论彼虽清矣，方斯不中之。巨材实艰致，良匠命精追。读史浮大白，戒甘我弗为。”诗后有“乾隆丙午（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新正月”、“御题”款识及“比德（《礼记》：君子比德于玉）”印。诗中自注：酪浆即奶茶，国家典礼，御殿则赐茶，用以表示恩惠和联络感情。作为清茶、奶茶兼善的他，最欣赏王肃关于南方清茶与北方奶茶的比喻。文化发展的活力在于相互融合，在交流中发展。

　　这件玉碗高四点八厘米，口径十四点一厘米，足径七厘米，于乾隆五十一年制成，具有典型的西域痕都斯坦玉器风格，内在美加外表美的完美器质，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高尚品质与和阗西王母后裔们华赡浪漫的气质。器壁薄，横截面为圆形，由口及腹斜收，桃形双耳，花瓣式圈足。腹外壁饰花叶纹，独具特色的是枝叶由金片嵌饰而成，花朵则以一百零八颗精琢的红宝石构成。在羊脂白玉上错入黄金纹饰，再镶嵌红宝石花朵，豪华而简约，富丽而儒雅，美轮美奂，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