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像，当已故作家伊恩．班克斯得知他的“文明”系列小说竟然是企业家马斯克的最爱，并且许多经典科幻作品正在滋养西方科技巨头们的未来愿景，他该有多么惊讶。

　　毋庸置疑，马斯克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源自于试图覆製科幻小说。创造了“机器人学三大定律”的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基地》，激发了马斯克殖民火星的愿望。马斯克曾说，特斯拉的Cyber truck是“会驾驶的银翼杀手”，如果你想像自己生活在一个荒凉的星球上，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久前马斯克推出的AI工具Grok，则是受到“科幻先生”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启发，后者在小说《异乡异客》中提到火星语“彻底理解”一词，正是Grok，这也体现了马斯克对AI的终极愿景：打造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宇宙的AI模型。此外，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开发可植入的脑机界面），明显受了作家伊恩．班克斯在《迎风舵轮》一书中描写的可植入“神经织网”概念的影响，而SpaceX用于降落助推火箭的驳船，皆以班克斯的“文明”系列小说中提到的太空船命名。纵观马斯克对企业的构想，也显然基于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

　　实际上，马斯克并不是唯一一个怀抱这种科幻热情的人，企业家马克．朱克伯格将他的公司重新命名为Meta，即“元宇宙”（metaverse），该词首次出现在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中。朱克伯格对这本书非常着迷，书中讲述了人们如何进入一个模拟世界，以避免现实世界陷入反乌托邦的混乱。据说Facebook的所有产品经理一度被要求阅读这本书作为培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雪崩》也启发了Google地球的开发，并且是微软Xbox开发团队的必读书籍，而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也非常喜爱斯蒂芬森，因此聘请他为自己的蓝色起源火箭公司工作。

　　如果科幻的影响只是体现在产品设计上，那就不成问题了。但真正的麻烦在于，科幻不仅注入了科技大亨的商业概念，也注入了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扭曲理解。在当今硅谷巨头们成长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幻小说的主导类型是赛博朋克，正如“赛博空间”一词的发明者、作家威廉．吉布森和斯蒂芬森的小说，以及大量电影和视频游戏中所体现的那样。这一流派的始祖是有“科幻小说之魔”称号的作家菲利普．K．迪克，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催生了包括《银翼杀手》、《全面回忆》和《少数派报告》在内的科幻电影。

　　和作家迪克在人生最后的那几年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相类似，他笔下的故事充满了安非他命引发的偏执，那里没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也没有人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这种风格对现代西方文化和美学的影响，可以说比其他风格都要大。比如在小说《Valis》中，一开头作者就强调自己即是书中主角，但他刻意将两者分开，半自传式以第一人称的“我”，侧面描述貌似精神分裂的化身。包括一九九九年上映的电影《黑客任务》，也是迪克广泛影响的一个例子：他经常谈论其他世界，并认为我们自己的现实是一种模拟。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一九六四年获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的《美国的反智主义》中指出的那样，“偏执风格”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右翼政治的一个特征，美国的一个问题恰恰在于，有那么一帮人总是要求它“完美”，他们信奉所谓的“纯朴”，远离“智识生活”，一旦失去身为“纯朴之人”的光荣地位，他们便会迁怒于整个社会。反映到当今美国科技巨头身上，他们将大量赛博朋克小说的反乌托邦背景，视为他们需要试图逃离的世界的预言性景象，无论是通过殖民火星，还是建立元宇宙。实际上却如同原著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他们往往要为反乌托邦的出现负责，但却以某种方式将责任推卸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