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粉岭龙跃头老围。

　　俯瞰或者远眺，可以发现在香港摩天大楼的钢铁森林之外，新界那些青砖围屋群，一直以沉默的姿态矗立，仿佛凝固的时光胶囊。这些由花岗岩基座、青砖高墙与镬耳碉楼构成的堡垒，不仅是岭南民居的独特形态，更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化碰撞交融的活态见证。从南宋末年的流徙烽烟，到明清时期的土客纷争，再到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孤岛，香港围屋，堪称一部用砖石书写的“东方坞堡史”。这种独特建筑所见证的，不仅是建筑技艺的演进，更是一个族群在历史夹缝中求存的智慧与韧性。

　　围屋的雏形，可追溯至东汉河洛地区的坞堡。坞堡，又称坞壁。《资治通鉴》中注解其为：“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也就是说，坞堡是一种集居住、防御与生产于一体的庄园式建筑。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中原豪族为抵御战乱，建造“城高池深、聚族而守”的坞堡庄园，如洛阳东部的百谷坞、女几山下的云中坞，等等。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士族、百姓举族南迁，由此，坞堡的建筑技艺也被带入赣闽粤山区。赣南的方围、闽西的土楼、粤东的围龙屋，虽形态各异，却共享着坞堡“外墙厚逾一米、四角设炮楼”的防御密码。

　　南宋末年（十三世纪中叶），为躲避蒙古铁骑南下，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至岭南。其中一支，是以客家人为主的移民潮，这些中原民众沿着东江流域进入香港新界。彼时的香港新界尚属边陲荒芜之地，但因其临海的地理屏障与山林密布的天然防线，成为中原移民的避风港之一。客家人抵港初期，沿海沃土已被广府族群占据，无奈之余，只能深入锦田、粉岭等丘陵地带，在滨海与山谷间开辟村落。为抵御野兽侵袭与盗匪劫掠，他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累世同堂”，在瘴疠之地开辟出最早的围屋雏形──以祠堂为中心，房屋环列四周，外围以竹篱或夯土墙围护。

　　香港新界背山面海的地理格局，既提供了鱼盐之利，同时也带来了台风、瘴疠与海盗威胁。明朝建立后，香港沿海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倭寇与海盗的劫掠重镇。洪武年间，张士诚残部与倭寇劫掠珠江口，仅一四一四年就发生过十七次袭村事件。朝廷虽设“南头寨”水师（今深圳南头），但兵力薄弱，胜少败多。为此，民间不得不设法自保。村民们大规模加筑高墙、挖掘护城河，并增设铁门与了望台。例如元朗吉庆围以青砖砌筑六米高墙，四角炮楼可架设炮台，墙基用花岗岩加固，形成“一村一要塞”的格局；粉岭龙跃头老围更在围墙正中建了望台，其东门铁闸重达三百斤，需六人合力启闭，形成“一围抵千军”的威慑力。此时的围屋，已从家族聚居地演变为军事要塞，墙体采用“金包银”工艺（外层青砖、内层夯土），厚度可达一米，甚至可抵御火器攻击。

　　清初，为断绝沿海居民与台湾郑氏的联系，朝廷于一六六一年颁布《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香港一度沦为废墟。至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复界时，原住民十不存一。夹缝中求生存的客家人借官方招垦之机，不断从粤东、闽西迁入。这批新移民因语言、习俗差异，与原住民广府人爆发冲突。后来，鹤山土人冯滚率众劫掠客家村落云乡，客家人以曾大屋为据点反击，双方死伤逾千。此类械斗持续至一八六七年，波及新安（今深圳）、东莞、新界等地，史称“广东土客大械斗”。

　　这场持续多年的“土客械斗”，进一步推动围屋防御功能的极致化。本地围开始加筑外层青砖、内填碎石的“夹心墙”，围墙加厚至五米。客家围则发展出“围门＋护城河＋炮楼”三重防御体系。其中沙田曾大屋即为此类代表：花岗石基座上筑可俯瞰整个沙田海的镬耳碉堡，墙体开射击孔，六千平方米空间内设一百零八间房、三十六口天井，其中有十二间横屋外墙串联，形成三百六十度射击视野，四角碉堡储存火药，地窖暗藏逃生通道。这类高强度防御性建筑，通过高密度聚居与立体防御，形成对本地围的制衡。至嘉庆朝，新界一百三十一个村庄中，七十一处以“围”命名，二十一处保留角楼，俨然微型军事堡垒群。

　　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新界围村成为抗英前线。一八九九年四月，吉庆围邓氏族人以铁门封锁围村，用土炮击退英军，直至围城三十三天后弹尽粮绝。英军得胜之后，拆除铁门运往爱尔兰，直至一九二四年经胡适等知识分子呼吁才归还。当时，铁门重装仪式吸引万人围观，《华字日报》称之为“东方骑士精神的复活”。在这一时期，围屋从实战堡垒逐渐转向文化象征，邓氏宗祠的盆菜宴、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等宗祠活动，成为维系宗族凝聚力的核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香港“新市镇计划”如推土机般辗过新界，吞噬大量围村土地。元朗吉庆围的护城河被填平改建停车场，粉岭龙跃头的炮楼坍塌于地产商的打桩机下。经年改造，迫使年轻一代迁离祖屋，围村逐渐沦为“文化空壳”。一九七六年《古物及古蹟条例》颁布后，政府启动系统性保护工作。一九九七年回归之后，香港围村保护工作日益完善，现存围村约八十四处，其中五十七处保留围墙，二十一处存有角楼。龙跃头文物径串联五围六村，麻笏围门楼与老围炮楼被列为古蹟。特区政府通过“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将部分围屋改造为文化体验馆，如曾大屋开设客家擂茶工作坊，将防御碉楼转化为非遗传承空间。传统习俗如六十年一度的上水围太平清醮、正月十五盆菜宴仍得以延续，成为香港“活态文化遗产”的典范。

　　从军事堡垒到文化符号，围屋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香港多元文明碰撞的微缩剧场，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坚韧与变通。正如学者吕思勉所言：“围村之存，非存于砖石，而存于血脉相连之宗族精神。”围屋，不仅诉说着过去的生存智慧，更是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复刻飞檐上的石雕纹样，而在于守护那份“既开新田以安身，又筑高墙以立命”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