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水上汇演《水舞间》剧照。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年来，经济适度多元化始终是中央政府与澳门社会的共同目标。表面上看，这一战略旨在破解博彩业“一业独大”带来的经济脆弱性，但更深层的命题在于重塑澳门的社会心理与生产方式──从依赖博彩收益分配的“食利型社会”转向以创新驱动生产的“价值创造型社会”。这种转型不仅关乎经济结构的优化，更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可持续繁荣的文化根基重塑。

　　博彩依赖症的社会心理困境

　　多年来，博彩业为澳门贡献了过半的GDP和八成左右的财政收入，形成了独特的“博彩─分配”经济生态。这种模式下，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博彩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催生了三个深层矛盾：

　　一是资本惰性。博彩业的超额利润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非生产性领域，房地产投机、金融套利等短期逐利行为长期盛行，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例如，二○一四至二○一六年博彩业衰退期，非博彩产业增加值仍保持增长，但资本更倾向于通过物业投资而非产业升级获利。

　　二是人才虹吸。博彩业的高薪岗位形成“虹吸效应”，青年群体更倾向进入赌场管理、酒店服务等低技能岗位，而非技术研发、文化创意等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尽管横琴合作区已吸引近万澳门居民居住，但科技研发人员占比不足百分之五。

　　三是价值认知偏差。社会普遍将“财富分配”等同于“成功”，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心态。二○二二年博彩业衰退期间，尽管政府动用财政储备维持民生和协助企业，但公众对“二次分配”的关注远高于对生产性投资的讨论。

　　这种分配逻辑的固化，使得澳门陷入发展悖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短期福利保障削弱了变革动力，产业升级缺乏社会共识，最终加剧对博彩业的路径依赖。

　　经济多元化的文化使命

　　澳门经济多元化的本质，是通过产业重构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新锚定。特区政府提出的“1+4”策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现代金融、会展商贸、中医药、文化体育）不仅是经济蓝图，更是文化转型的行动纲领。

　　一要从“财富分配”转变为“价值创造”。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二○二三年金融业税收占比达百分之十六）和横琴合作区的制度创新（如“横琴生产、澳门监制”模式），正在培育“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认知，建构重视专业技能的职业价值观。

　　二要从“短期逐利”转变为“长期主义”。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集成电路、智慧城市）的培育，需要十年以上的研发周期。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参与国家航天项目，正在改变“博彩即主业”的社会认知，塑造“科技报国”的新生代价值观。

　　三要从“封闭分配”转变为“开放协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推动澳门企业参与内地产业链分工。二○二四年深合区澳企达六千四百六十一家，其中百分之三十从事研发设计，这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倒逼澳门社会形成“合作共赢”的开放思维。

　　文化创新的破局路径

　　澳门独特的中西文化基因，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差异化竞争力。通过“文化＋”战略重塑生产文明，澳门可以探索一条超越传统产业升级的文化生产路径：

　　首先，促成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澳门历史城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非遗暨古代艺术国际博览会”等平台，将传统工艺转化为文化IP，衍生出文创设计、数字文旅等新兴产业，证明文化遗产可以成为生产性资本。

　　其次，推动文化消费的场景革命。政府推动“演艺之都”建设，二○二三年举办大型演出二千馀场，票房收入十一亿澳门元。这种“文化消费─内容生产─就业创造”的闭环，正在改变“博彩即娱乐”的单一认知。《水舞间》、《澳门2049》等，将文化体验转化为具附加值产品。

　　第三，开展文化教育的代际启蒙。“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孵化项目中，其中百分之四十涉及文化科技融合。通过“非遗进校园”“科技创客营”等活动，年轻一代开始理解“文化生产力”的价值，去年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专业申请量同比倍增。

　　制度创新：构建文化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要实现文化思维的根本转变，需构建适配生产型社会的制度体系：

　　一要完善税收激励机制。对文化科技企业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博彩业税收部分转化为产业引导基金。例如，二○二四年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基金”，已支持二十三个跨境文创项目。

　　二要进行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在职业资格认证中增设“文化科技工程师”“非遗传承人”等新职业，打破传统的人才评价标准。澳门旅游大学已开设“文化会展管理”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三要建立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引入“文化生产指数”，将文创产值、专利数量、文化出口等纳入考核。二○二三年澳门文创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百分之四点七，较二○一九年提升一点二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多元化，本质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进步”的文明对话，是超越经济维度的人文觉醒。当“文化生产力”成为社会共识，当“创造价值”取代“分配财富”成为主流价值，澳门才能真正实现从“博彩之城”到“文化之都”的蜕变。这种转型不仅关乎经济韧性，更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文化诠释──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探索出一条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我们相信，“澳门的故事，终将从‘赌桌上的传奇’转变为‘创造者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