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环必列者士街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筑物上的牌匾。\作者供图

　　位于上环必列者士街五十一号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门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匾，用中英文写“此建筑物前身为中央会所，建于一九一八年。落成后至一九六六年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办事处。一九二七年，著名中国作家鲁迅曾于会所内演讲。会所于一九四一年被征用作防空救护队半山区A段总站，收容数以千计的难民。在日占期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会所曾被日本政府的文教课管辖，推出日语及德语课程。青年会总办事处于一九六六年迁至窝打老道……此建筑物现已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关于鲁迅来港事，只有一句简单陈述。《鲁迅日记》对来港演讲事，除了上篇所述文字，亦无他记。于是鲁迅此次来港是赴谁人之邀，一直存有争议。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香港《文汇报》刊发刘随文章《鲁迅赴港演讲琐记》。编者按语“关于鲁迅赴港经过始末，长期以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空白。”“现刘随先生以当时直接参加接待的工作者的身份，为读者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宝贵史料。”刘“当年出于对鲁迅的崇敬，主动记录了鲁迅所作《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并经过鲁迅先生亲自修改，使得这两篇重要文章能留存于世，读者对此当必表示欢迎。”

　　刘文叙，一九二七年初，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任职的消息传到香港，港大教师兼香港《中华民报》总编辑黄新彦博士“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希望鲁迅来香港打破文坛上的沉寂空气，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主动邀请鲁迅前来讲学。”他还回忆，“同来的还有许广平……负责出面接待的除了黄新彦博士，还有黄之栋先生（时任《华侨日报》副刊编辑）和我。”二月十八日晚和十九日下午的演讲“都由黄新彦博士主持”。“鲁迅是二十日晨离开香港的，走时，黄新彦博士和我们几个参加接待的人都去热情送别。”

　　刘本人“当时正在香港以教书为活，平日就很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对他的作风为人也很钦敬，所以除了协同黄新彦博士热情接待外，在鲁迅演讲时，我自己又主动将两次演讲详细记录下来……于二月底随稿附信寄给在广州的鲁迅先生，请他过目校正。”

　　《鲁迅日记》对此事有记录。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的日记：“得刘前度信并讲稿”。四日日记中再记“上午覆刘前度信并还稿。”刘回忆，“鲁迅退还我的讲稿只修改了很少几个地方。”“讲稿收到后，曾即送去《华侨日报》，记得只登了一篇，另一篇《老调子已经唱完》，因故没有刊出。”《华侨日报》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刊发《周鲁迅先生演讲词》，写着“黄之栋 刘前度笔记 许广平女士传译”。是未经鲁迅修改的版本。

　　鲁迅给刘的回信，其“一直保存了好几年，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知道许广平征集鲁迅遗迹，所以我就将原信主动寄给景宋了。”

　　关于邀请人的另一说法是赵今声。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刘蜀永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香港文学》一○六期发表文章《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

　　在刘蜀永主编、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书中，收录了赵今声所撰《八十八岁自述》，讲述当年邀请鲁迅访港始末。赵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港大，是港口工程专家，后居天津。

　　一九二○年代，赵在港大读书时经常投稿《大光报》，被聘为社外编辑。赵述：“一九二七年春，我以《大光报》名义，邀请在中山大学讲学的鲁迅先生从广州到香港。二月十八日下午，鲁迅到港。当晚，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食堂设便宴，招待鲁迅夫妇及陪同人员叶少泉。我准备了黄酒，鲁迅先生兴致很浓，喝了好几杯。”并称是通过河北老乡叶少泉（时为广州国民党总部交通员）邀请到鲁迅，“用《大光报》名义印入场券。”“《大光报》也不负担鲁迅的食宿交通费用。我只好自掏腰包……”“鲁迅在香港的演讲会是我主持的。”

　　《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这样记载：“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遇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广州《国民新闻》编辑梁式。晚梁式邀至大观园饮茗，并邀黄新彦等。”鲁迅日记、书信及演讲记录从未提及赵今声或《大光报》；并且刊登演讲词的也不是该报。另据史料，《大光报》曾于一九二五年停刊，一九二八年复刊，鲁迅赴港时该报的情况如何尚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