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香港的缘分，可以用1+2+3+N简单概括：一次专程赴港作演讲（两场）、两次海上过境、三篇以香港作标题的文章，还有日记及与许广平书信若干。相对于鲁迅浩浩的文字，有关香港的记述并不多。但有数的几篇，有如一把刻刀，寥寥几下，便入木三分。

　　关于一九二七年初只身从厦门乘船经香港赴广州任教，他在一月十六日日记中写：“晴。晨发厦门。”此趟行程为十六日午从厦门出发，十七日午抵香港，停泊一夜，十八日午抵广州。

　　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第一百一十二封（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对此次行程写得更详细：“现在是十七日夜十时，我在‘苏州’船中，泊在香港海上。此船大约明晨九时开，午后四时可到黄埔，再坐小船到长堤，怕要八九点钟了。

　　这回一点没有风浪，平稳如在长江船上，明天是内海，更不成问题。想起来真奇怪，我在海上，竟历来不遇到风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来的，或者我比较的不晕船也难说。

　　我坐的是‘唐餐间’，两人一房，一个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独霸一间……”

　　说是只身，其实还有一位不请之人同行，“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我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拒斥，至于恶声厉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终于嬉皮笑脸，谬讬知己，并不远离。”（见《两地书》第一百一十二封）。

　　关于赴港演讲，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记：“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夜九时晚演说，题为《无声之中国》，广平翻译。晚梁式邀至大观园饮茗，并邀黄新彦等。”鲁迅浓重的浙江口音，由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神韵的许广平担任翻译，传神地译成粤语，吸引了大批香港听众，反响热烈。

　　关于一九二七年秋天离穗赴沪途经香港，九月二十八日记：“午抵香港，在船检行李。发广州信。夜仍开船。”

　　鲁迅写香港的文章主要有《略谈香港》《再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等。

　　《略谈香港》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文中回忆了在香港的演讲经历（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呼吁“青年们先可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行”）。《再谈香港》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第一百五十五期，记述了九月路过香港时遭“查关”刁难的经历。《述香港恭祝圣诞》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百五十六期，用致编者信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以看似客观的笔调实录香港庆祝孔诞的场景，实则反讽背后的荒谬。

　　《略谈香港》中提及一九二七年二月从广州赴香港演讲，船上“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划，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咀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司’当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什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