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昔日天津法租界的大公报馆址。\资料图片

　　去年底，我去天津寻访大公报报馆旧址。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步步逼近。大公报“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从天津播迁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五地。不过，在这番颠沛流离之前，大公报于天津市内还有一次匆忙搬家，仿佛是为此后在中国“旅行办报”（胡政之语）演习。

　　天津和平路、哈密道路口的大公报馆旧址最为有名。它原处日租界，历经英敛之、王郅隆、新记“三驾马车”时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日军冲出租界寻衅，翌晨，印好的《大公报》滞留馆内无法发出。胡政之等当晚议定，停刊数日，十一日开始搬迁。搬迁四日而毕，十六日恢复出版。胡政之曾说，“本报在日本兵机关枪包围之下无法出报，仓皇迁移法租界。”即指此事。大公报在这临时报馆侨居近六年，直到七七事变后天津版停刊。

　　天津的这处临时报馆在何方？翻开《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可知地址是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一六一号。《大公报百年人物》则记载，报馆在“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今赤峰道）一大仓库”。这些记载并不相悖。天津地图上，赤峰、哈尔滨是两条大致南北向的平行道路。报馆旧址，应在这两条路的中间地带，大门则开在哈尔滨道。

　　得此一隅暂栖，有赖周作民先生鼎力相助。他曾与王郅隆在天津合开金城银行，任总经理。日军发难，周作民立即把法租界的一座仓库租给大公报。抗战时他避居香港，香港沦陷时还掩护了胡政之，这都是后话了。

　　且说一九三一年，报馆被迫从天津和平路连根拔起，胡政之现场指挥，同人协力。排字房内铅字型号多，易混乱，工友于潼把排字房的搬迁安排得井井有条。机器房工人黄钱发，只用三四天时间就拆卸并重装好大小两台轮转印刷机。二人后来分别获大公报赠送一百股“荣誉股票”。一百股是什么概念呢？萧乾一九三五年加入天津版，历任编辑、记者，协助筹办沪版、港版，主持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获二百股。叶德真一九三九年加入重庆版，一九四七年任总务课主任兼文书主任，获一百五十股。可见报社殊荣，遍及普通工人。胡政之四十年代对重庆馆、天津馆同人说：“我们的事业是团体的事业，好像一座大机器，每个小螺丝钉都有它的用途。我们过去的成绩，都是在多少艰难困苦中，大家一致努力做出来的。”“我们的报纸能有今天，即排字房的小徒弟也有一份贡献在内。”

　　一九三三年，陈纪滢在天津见到的这座临时报馆，是这般模样：“高高的红砖房，几乎在三十号路底，再过去就是墙子河，河那边就是意租界了。报社正门既不宽也不大，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工厂改建的。”萧乾在自传《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回忆，一九三五年“报馆在法租界发电厂对面，濒临流着污水的墙子河……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这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像篮球场的一个长方形大房间，摆了五排三屉桌，分别是要闻、社评、国际、本市、副刊版，校对和译电人员挤在角落里。对面是机器房，到处飞着煤屑，弥漫着浓烟和机油味。”

　　以上描述，足以为临时报馆精确定位。天津法租界曾有两次扩张，临时报馆就在第一次扩张后的法租界南角，今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叉点。去年在天津，我从和平路报馆旧址往东，步行至窄窄的哈尔滨道，再沿哈尔滨道往南，经过众多戏院、小饭馆。走了大约一刻钟、一公里后，我来到陕西路与哈尔滨道交叉口。再往前，施工封路，电子地图显示“哈尔滨道（修建中）”，只得望路兴叹。

　　就在那个偏安的角落，大公报仍难免帝国主义干涉。报社“九一八”两周年特刊，刊发特派记者陈纪滢从“伪满洲国”秘密采访来的通讯和照片，当天日本外务省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翌年，报社员工吴砚农在天津散发传单，大公报馆遂被法租界巡捕、密探封锁。（胡政之后来送吴去日本躲避，兼任大公报驻日特派记者。）又翌年，萧乾在《文艺》版谴责法国殖民者在安南（今越南）的劣迹。次日，一法国巡捕带翻译来到报馆，用警棍猛敲桌子。“幸亏胡老板在办公室”，敷衍一番，息事宁人。事后胡政之并未责备萧乾，只是笑着让他当心。

　　也就在那简陋的临时报馆里，大公报社推出研究日本重要资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创办“文艺”和“星期论文”栏目，资助范长江去川南、西北采访，发起关系中国命运的滑翔运动，订购了北方首屈一指的德国大型高速印报机，并创建上海馆，为报社筹划了重要退路。

　　一九三一年在天津市内的紧急搬迁，开启大公报未来十四年不遑寝处的历史。陈纪滢晚年写道：“一个报馆的关闭与开创都需繁琐的筹划与经营，何况在战时。千万莫以为《大公报》有充足的财源支持它关馆开馆，只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持它这么做。”我从文字和实地寻找大公报在天津的临时报馆，并不为打卡或猎奇，只因深为老一辈报人倾倒。“勳猷留与后人看”，天津临时报馆的旧楼虽已无处可寻，老报人危难中自强、劫灰里重建的精神却长存青史，永励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