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公报》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最有名的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由杨振声、沈从文、萧干等人主编的文艺副刊，名家荟萃，成为京派文学文人的主要阵地。一九三六年，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更是让青年人向往，获奖作品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纯文学的象征。

　　抗战以后，《大公报》转战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后，《大公报》更是留在了香港，离开了内地读者的视野。然而，由于我研究香港文学，仍然始终关注《大公报》。在香港，《大公报》风生水起，联接着内地与海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文艺”副刊仍由萧乾主持。京派文人虽然很多到了西南联大，不过他们的作品仍在《大公报．文艺》上延续，我们仍能看到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孙毓裳、汪曾祺、穆旦等人的作品。

　　新的亮点，是对西北延安文人的关注。因为延安文学在国统区遭封锁，香港《大公报．文艺》对于延安文学的报道特别引人注意。萧乾在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发表过一封《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很快就有了响应。第一个给萧乾写信的是延安的严文井，继之有南阳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涛、山东的吴伯萧，还有卞之琳、丁玲、刘白羽，以及鲁艺的陈荒煤等。这些人在抗战爆发后，先后到达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成为延安文学队伍的骨干力量。与萧乾联系上了以后，他们的作品就陆续上了《大公报》。这其中有不少知名作品：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在前线》、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样来陕北的》和何其芳的诗歌《夜歌》等。延安文学出现在香港，这是《大公报》创造的一个奇迹。

　　一九四九年前夕，《大公报》面临着左右之间的选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宣告“向人民靠拢”，从此成为左翼报刊。

　　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人北上建国，在美方资金支持下的“绿背文学”甚嚣尘上。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大公报》因为转载《人民日报》批评港府的文章，督印人费彝民、总编李宗瀛被控刊载政治煽动言论，《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六个月。不过，《大公报》并没有屈服，仍然坚守南海一隅，罗孚、严庆澍、夏易、何达、梁羽生和查良镛等人更是在艰苦的情况下支撑起了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坛。

　　梁羽生和查良镛的名字大概出乎人们意料，其实他们不但是当时的香港左翼报人，并且今日大红大紫的新派武侠小说正是最早在左翼文人的报刊上出现的。

　　五十年代初，左翼方面需要一个较为柔性的报纸，《大公报》旗下就此创办了《新晚报》。《新晚报》创办时间是一九五○年十月五日，当时《新晚报》的副刊，分别是由查良镛（金庸）主持的“下午茶座”和严庆澍（阮朗、唐人）主持的“天方夜谭”，这两个专栏出现了不少诸如《金陵春梦》等流行世界华人世界的佳作。

　　刊载武侠小说，正是《新晚报》争取读者的策略。一九五三年底，香港爆出一条热点新闻：太极拳和白鹤拳宣布在澳门举行擂台赛。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新晚报》开始连载梁羽生创作的《龙虎斗京华》，次年二月金庸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新派武侠小说从此开始。刊载新派武侠小说是左翼文坛有意而为，背后有中央领导廖承志的支持，应该有吸引读者、打破“绿背文学”垄断文坛的动机。效果的确很明显，《新晚报》刊载《龙虎斗京华》等小说后，引得香港及东南亚报刊纷纷转载，销量大增。

　　既坚持立场，又具有灵活性，《大公报》在海外创造了很多辉煌和传奇：如最早披露收回香港的消息，掀起香港回归的热潮；最早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等等。虽在香港，《大公报》仍对中国内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幸运地成为《大公报》专栏作者。大概与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历史需要有关，二○一七年，《大公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到我，让我在《大公报》上刊载我的香港文学研究成果，并以我的专著“小说香港”为专栏名。记得专栏的第一文章是《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发表于二○一七年一月十九日。其后专栏一直不定期发表，持续不断，直到二○一九年初，我分八次在《大公报》连载《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此后文章减少。迄今为止，我大约前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

　　记得我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题为《〈红豆〉生南国》，对于三十年代香港一个重要文学期刊《红豆》作了考订，纠正了从早期作家侣伦到当代学者卢玮銮的一些说法。没想到，卢玮銮教授不但不为忤，反而特意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樊善标教授给我写邮件，转达感谢之意。学术为天下公器，此之谓也。据说，“小说香港”专栏吸引了不少注意，香港本地学者和作家都高度赞赏《大公报》关注香港文学的举动。

　　时移事易，历史沧桑，《大公报》目睹并参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进展，令人神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三周年。

　　作者简介：赵稀方，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翻译与现代中国》《香港：报刊与文学》等学术专著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