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读者体验AI阅读。\中新社

　　前不久，随上海市作协代表团访问越南和马来西亚，海外的朋友很关心董宇辉和他的直播间，惊叹他惊人的售书量，比如董宇辉在直播间四个月卖了约八十万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听说该书此前十七年里累计印数才六十万册，十七年不抵四个月，这还不是上限，一年后，董宇辉已经将它的销量拉到五百万册。都在说纸质书已近黄昏，这波操作只能用“惊掉下巴”来形容。

　　放不下身段的文学杂志今天基本上只是圈里的“贵族”，董宇辉也能让它走向平民。二○二四年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在“与辉同行”直播间四小时内售出八点二六万套（全年共十二期），成交金额一千七百八十五万元。随后，《收获》杂志两个半小时销售七点三二万套（全年六期），外加长篇专号一点五万套（全四期），总销售额达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的发行人惊掉下巴。董宇辉和他的“丈母娘”们（这是对他的粉丝的特称）真的会成为文学图书销售的救世主吗？大多数很理性的人都会说：董宇辉只有一个，别人无法覆製。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出版社也在网上悄然开了直播间，老总、编辑、营销、作者齐上阵直播带货，向来老成持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都直播间卖书了，这一轮图书营销革命看来已势不可挡。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说他们请图书主播带货，四个小时销售三点六万元码洋，与董宇辉直播间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个业绩很多实体店，仅仅靠卖书一个月也达不到呀。

　　董宇辉不可覆製，那么直播这种营销模式能否成立呢？专家们还在研讨呢，“夜夜笙歌”的各种直播、各种带货已经用行动作出了回答。尽管，大家都在说，董宇辉的那些“丈母娘”在特定的气氛中很不理性，只知道消费、点赞，并不了解消费的实际意义；还有人说，此举不具备可持续性。我也注意到，去年底《人民文学》再进直播间销售数是二点九万套，比上次少了五万多套，也属于断崖式下跌吧。也有人“揭发”那些卖出去的书，“丈母娘”们塑封都没有拆，堆在家里，他（她）们买的或是董宇辉提供的情绪价值而不是那件具体的东西——这个说法已经很接近德国学者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一书里表达的观点。他认为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数字化生活侵入我们的世界后，“我们不再迷恋物，而是迷恋信息和数据。”从而，“世界变得难以把捉，变得缥缈，变得幽灵化了。”物不是世界的主体，而被降格为信息的物质衍生品。他最接近于人们对于董宇辉“丈母娘”们的批评观点是：“通过购物，我们购买和消费的是情绪。借助于讲故事，制造品充满了情绪。”——董宇辉“讲故事”的小作文不就征服了很多人吗？

　　有人觉得这才是有文化嘛，而文化在当今本身就是消费品。（“文旅结合”就是具体说明）也有人看不惯，认为挂着羊头卖狗肉是亵渎文化。“老聂”聂圣哲先生就怒批董宇辉在带货中引用张载的“横渠四句”是“假大空的表演”，亵渎传统文化。对董宇辉的相貌和他的“丈母娘”们也发表了很不客气的评论。老聂的看法并非不值得深思，但是他讲话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和噪音般的尖锐委实没有把听众引导静思中，反而将大家带到“怒怼”的沟里。我不明白有些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非得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腔调而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吗？

　　或者说，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它的精神背景是时代已经变了，冲突产生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变化上。在这一点上，我更接受韩炳哲的思考和语气，他在《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将大家从日常生活世界里引向哲学思考，其中不乏批评、告诫、预判，但是他没有动不动地以上帝视角说着“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啊”。比如他认为：“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于是，“人的喜爱好感被打分或点赞取代了。朋友最先变成了朋友圈的人数。文化本身完全变成了商品。借助讲故事式的营销手段，某一个地方的历史也变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被人用来牟利。制造品中充斥着各种小作文式的叙事。”这些都是让我们看透商业狂欢背后的社会疮疤。他对须臾不可离的手机病也做了诊断：“我们今天都会掏出手机，让这个装置来代理我们的感知。我们通过屏幕来感知现实。……现实失去了它的当下在场状态。我们感知到的不是现实的物质波动。”长此以往的结果，是人类被机器控制，进而变得机器化了。所以，他更是呼吁：“世界在今天特别缺乏目光和声音。”

　　我倒是觉得今天同样也不缺乏“目光和声音”，它在文学艺术中，在人文学者的著作里都有。只是，确实缺少静下心来注视的眼睛和聆听的耳朵。我们的精力都用来义无反顾地刷短视频了，围观谁又怼了谁了，让真正的智慧从指尖、身边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