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维多利亚港一景。

　　蔡澜先生那份“我活过”的洒脱，令大家又喜欢、又羨慕。人生最后几年，处理掉房产，住在能够看见维港的酒店房间，每天面朝大海，那些“活过”的回忆，足以慰平生吧？

　　近日翻到自己几年前的笔记：“凑了一个饭局，当中有蔡澜先生。其实当天吃饭的地点是蔡澜先生选的，大家对那一桌子菜肴就有了信心。”

　　话说那是二○一九年的事了。当年澳门办过一次国际书展，地点在威尼斯人酒店的场地。有人打趣，说澳门果然与别不同啊，在“赌场”办书展（威尼斯人酒店为博彩企业所有），真是“赌徒勿近”！玩笑归玩笑，澳门历史上总算有过一个国际书展，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多家出版商参展，包括中国出版集团辖下的七家出版社。蔡澜、香港作家葛亮和内地作家刘震云应邀来澳，三人分别在书展上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前两天为此和葛亮共忆往事。他问，那为何后来就没有了这个国际书展呢？

　　第二年就是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的到来，打乱了一切节奏。

　　说回有蔡澜先生在座的那个饭局，刘震云、葛亮、《澳门日报》陆波社长都是座上宾。面对美食，再听蔡澜先生讲美食，双倍幸福。

　　我想不起那天吃了什么，倒是记得蔡先生说，爱吃的人不会坏，因为在拼命追求美食、享受美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思考害人。座中的我们听了，拼命点头之余，不停箸地吃光盘中食物，身体力行表示自己不是坏人。

　　问蔡生澳门他认为好吃的餐厅，他说六记麵家的麵最好吃。此时刘震云先生从兜里掏出小本本，蔡澜说一家餐厅，他就认真地记下一家。功夫在诗外。作家随身携带小本本，生活中处处细节，皆为创作素材。

　　蔡生也说过，做生意不易，他尽量为餐厅说好话，有很多餐厅墙上都贴着他写的美食推介文章。这是他助人的方式。席间，他果然又推荐了北京嘉里中心一家吃烤鸭的食店。那次饭局一个月后，我到了北京，朋友便订了嘉里中心这家店的餐。

　　那天蔡先生说的比吃的多。分餐制下，他的那份食物几乎都分给了坐他身旁的年轻人。他说越来越觉得白粥是最好吃的食物。这是尝遍美食之后，臻至大味至淡、寻常最美之境吧？

　　去年，在香港的书店买过一本蔡澜的书：《管他的呢，我决定活得有趣》。我是冲着书名买下此书，多少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人生天地间，真正遂己愿的事没有几件。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别人的屋簷下过活，左闪右避，怕触碰到别人的奶酪……

　　如果认为蔡生天生是吃喝玩乐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主观了。有智慧的人，都懂得顺势而为，认真做事，找到自己和世界最合适的相处方式。在书里，他说不赞成“想做就去做”，而是“应做就去做”。（上了贼船）就做船上的工作，不要总想着从前没上船的时候。他在人生不太顺的时候，去学书法、篆刻，几年下来，书法能够见人了，可以给人写个招牌。做电影，每一个工种他都去研究怎么能做得好。也是因为做事认真，看不惯不认真的人，曾经把下面的人都炒了鱿鱼，没人做事了。他说这是教训，下一次就知道，不要炒掉全部人，先从一两个人炒起。

　　不一定都要共事才知道一个人认不认真。认真的人，必然守时。我不太记得那次书展讲座是不是迟开了，却记得讲座一开始，蔡先生便搬出母亲教诲，对主持人说：“从小阿妈就教我要守时。”

　　我至少在两三篇悼念蔡生的文章里读到，他将妈妈教他的“守时”视为行事做人的准则：“守时是第一要义，别谋杀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应是他在不同场合都提及过。

　　蔡生的文字好读易读，从不用晦涩生僻的字词，也从不掉书袋、扮高深。阅历丰富，又有才华的人，落花水面，皆成文章。几百字至千字文，起承转合，层峦叠嶂，大白话读来却一点也不平淡，每次读都能读出好心情。

　　数年前内地出版社送我一本他们出版的蔡澜的书──《活着，就要尽兴》。书读完了，随手把书转送给了朋友。前几天，朋友拍了此书的封面照传给我，问我是否记得我送她此书。如非她提，我不会记得。后来，朋友说书里有一句子被我划了线：“鱼子酱还是伊朗的比俄国的好。”我马上想起当时自己所想，颇有趣。看来，读书时划线标示重点还是有用的，尽管研究证明这样的划重点并不能帮助记忆。但过后再看划线，至少会想起当时读书的心情。

　　周末拿起《管他的呢，我决定活得有趣》重读，也发现了一处划线的句子：“美女应该像谢安之屐、嵇康之琴、陶潜之菊。有令到男人能有她相伴而安定下来的魅力。”这不是我划的重点，该是我家那位，他也习惯看书随手划线。

　　蔡澜说世上两种女人值得交：

　　“一种是那种看上去显得很年轻的女人，这种女人一定是善良的，她们保持着一种童真，没什么心眼，眼神是柔和的，面目是慈祥的，相由心生。”

　　“一种是独来独往的女人，不扎堆，不搬弄是非，只喜欢把自己该幹的事情幹好，享受乾干净淨与简简单单的生活。她们活的很清醒，冷眼看世界，一旦你和她们走近，她们和你交的是心。”

　　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打算告诉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