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

　　东方之珠的陷落：十八天血色交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启德机场的爆炸声撕裂维港晨雾，日军二十多架轰炸机将香港推入战争熔炉。当英军指挥官莫德庇爵士在太平山顶用望远镜眺望九龙半岛时，他看到的不仅是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的钢铁洪流，更是香港市民用砖石堆砌的街垒──上水菜农陈阿福带领乡民拆毁青山公路路标，用竹篾编织假炮台迷惑日军侦察机。这场被邱吉尔称为“帝国远东防线上最耻辱溃败”的战役，却在九龙塘教会学校地下室埋藏着另一种叙事：校长李树芬秘密将校舍改为战时医院，用《圣经》封面包裹磺胺药片，救治了千馀名遭日军伤害的平民。

　　十二月十九日，新界乌蛟腾村的客家人用祖传的“点天灯”通讯法，将日军装甲车动向传递给西贡游击队。当日军第二二九联队攻破城门水塘防线时，驻守的旁遮普营士兵发现战壕里躺着二十具华人义士遗体──这些自愿留下断后的九龙船工，用血肉之躯为英军撤退争取了四小时。平安夜当晚，中环皇后像广场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在炮火中倾覆，而在铜锣湾避风塘，蜑家渔民却将渔船首尾相连，搭建起临时浮桥输送难民。这是“以柔克刚”的东方智慧：“在文明的夹缝中，弱者总能找到生存的缝隙”。

　　地下长城的微光：纸弹与钢枪的变奏曲

　　香港沦陷后，皇后大道中的“粤华公司”茶叶舖成为特殊战场。廖承志在这里用武夷岩茶的铁罐传递情报，包装纸上的茶经实为东江纵队作战密令。一九四二年春，夏衍化名“黄坤”潜伏湾仔，在《华侨日报》副刊连载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成为研判华南战局的重要信息。

　　香港唯一的抗日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的传奇，是港人抗战最悲壮一页。一九四三年五月的大屿山海战中，中队长刘春祥率十二名队员驾驶改装渔船迎战日军炮艇，行至龙鼓洲、沙洲海域，遭到日军炮艇伏击。当船体即将沉没时，船工梁克夫妇将襁褓中的幼子绑在木盆漂向岸际，高唱咸水歌“浪打白沙岛，魂归妈祖庙”，与敌舰同沉伶仃洋。这种以民谣为战鼓的精神，充分展示出中国人抵抗外敌永不泯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与此同时，深水埗的“义隆米舖”成为特殊情报站：掌柜将日军粮仓位置刻在籼米粒上，通过“救济粮”布袋送往游击队。这种“米粒传书”的智慧，让港九大队在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势中成功焚毁日军三座粮仓。

　　文明火种的涅槃：从一碗饭到千里路

　　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碗饭运动”，将香港的抗日救亡推向高潮。湾仔的“琼苑酒家”挂出“救国宴席每桌五元”的横幅，侍应生端着绘有《文天祥正气歌》的餐盘穿行席间。最令人动容的是筲箕湾鱼贩陈阿娣，她将毕生积蓄的三十八枚银元换成餐券，对募捐员说：“我无儿无女，这些钱留给北方的战士买子弹”。这场运动最终募集逾两万港元，其中百分之七十通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转送延安。

　　文化界的抗争更具深意。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开设《楚辞》特别讲座，讲解《国殇》；戴望舒在日军监狱中写下《狱中题壁》，将诗句“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刻在囚室墙壁。一九四四年，东江纵队营救克尔中尉行动中，靠香港民众收集的情报指引美军飞行员穿越日军封锁线。

　　国际战线的共济：从维港到旧金山的文明对话

　　香港的抗日史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同频共振。一九四三年，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将二百箱盘尼西林伪装成“圣家堂圣物”运往纽约，换取美国工会捐赠的军需设备。这些贴着“澳门仁慈堂”封条的木箱，实际由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护航穿越南海。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一九四四年的“音乐武器”计划：中环圣约翰座堂管风琴师约翰．凯尔森，将香港日本军用码头声纹数据编码成巴赫赋格曲，通过教会电台传送给盟军潜艇部队。

　　战后审判中的香港角色更显独特。一九四六年东京法庭上，曾在深水埗难民营担任志愿护士的郑玛诺，出示绣有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的手帕──这是她用被强征慰安妇的头发绣製的“血泪图谱”。而在旧金山和会现场，港大教授陈君葆提交的《香港沦陷期文化损失报告》抄本，最终在一九七二年促成中日文化财产协定。　　

　　结语：维港两岸的文明启示

　　站在二○二五年的太平山顶俯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与荷李活道文武庙的香火构成奇妙对话。脑海中，浮现出港九大队烈士纪念碑前的投影，正重现一九四五年八月光复时刻。这种复杂的历史图景和战争伤痕，刻骨铭心，催人泪下。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香港各界都在组织不同的纪念活动。建议启动“香港抗战数字记忆工程”，将乌蛟腾村口述史转化为元宇宙体验；港澳的大学历史系也应开设“比较殖民研究”课程，解析香港与澳门两地的异同。当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更应铭记，这座城市的抗日史诗不仅是枪炮与热血的叙事，也是文明基因在至暗时刻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一九四三年圣诞节，港九大队在赤柱监狱外墙刻下的那句话──“此灯亮处，便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