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澳门叶挺将军故居。

　　莲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精神化身。澳门和莲花素有渊源。诸多别名中，澳门的“莲岛”之名，源于早期渔民见此遍地生莲，也因古澳门地形如莲花之故。因此，澳门人喜欢称自己这片土地为“莲花宝地”。这是从古到今，澳门没有发生过战乱和严重瘟疫的最佳注脚。

　　以抗战来说，中华大地满目焦土，澳门却成为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唯一没有战火烽烟的的城市，成为避难所，并继续发挥共产党情报中心作用，更是抗日救亡期间连接广州、香港与抗战根据地的中转枢纽。继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后，一九四二年时任澳门总督戴思乐通过电台公开宣布，凡来澳门避难者，都将得到保护。当时澳门人口由战争前十五万增加到四十五万。

　　遭受日军全面侵略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发令将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体撤到黄河以北；就在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九千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行经皖南泾县茂林镇之际，遭国民党军八万多人伏击，伤亡惨重。

　　这是著名的“皖南事变”，周恩来悲愤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江南一“叶”，指的是率领新四军奋战突围的军长叶挺。说起来，叶挺是“澳门女婿”，澳门现有叶挺故居，对公众开放。

　　早在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柯麟遵潘汉年之命，从香港转移到澳门，以保健医生身份来到叶挺身边，协助这位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名将工作。“七七事变”后，叶挺从澳门奔赴抗日战场。

　　一九四一年，日军进攻香港，蒋介石在国统区大肆搜捕抗日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妥善安排下，大批文化界人士分别从重庆、桂林及上海等地转移到了香港；同时调派曾参与组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夏衍到香港会同廖承志、潘汉年等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专责香港、澳门和南洋各地的文化和报刊宣传，以配合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开展工作。

　　这些文化精英在香港积极展开抗日爱国运动，办报纸、办杂志，推动香港“新文化运动”。

　　由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夏衍、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组成的旅港剧人协会，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雾重庆》《北京人》等剧目，直接对澳门的戏剧产生过影响。司徒慧敏、蔡楚生、许幸之则联同香港电影人拍摄《游击进行曲》《最后关头》《孤岛天堂》等抗日影片。

　　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界精英立场鲜明，在香港一再呼吁港英政府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被日军和汉奸视为眼中钉。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铁路及维多利亚港两岸码头，大范围搜捕抗日人士，限令旅港文化人士前往指定地点报到，甚至在报章刊登启示：“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文化精英的风骨，体现在不为侵略者粉饰太平。

　　梅兰芳“蓄须明志”之举正是发生在香港，使得日军不再强迫他演戏。即便这样，在港的文化特务却要在各戏院打出灯箱：“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先生到九龙半岛酒店会晤。”

　　形势紧迫，周恩来向廖承志等指示强调，这些旅港文化人士是我国文化界精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营救出来。

　　这就是历史上的秘密大营救行动。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邹韬奋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大营救历时十一个月，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和家属约八百人，“没有出一次事故，没有一个遇险牺牲，这是奇迹般的大胜利。”

　　营救路线首先是把滞留的人安全送到九龙，从九龙半岛分水陆两线撤离。此外还有第三条澳门线路，从香港离岛长洲到澳门转往广东奔赴桂林，分出水路和陆路。营救工作规划得细致周详，哪些人走哪条路线，视乎年龄及健康状况、在香港的曝光程度、是否容易被认出来等。

　　前文说到的柯麟，在叶挺奔赴战场后，柯麟继续以义诊方式在澳门镜湖医院服务，并协助香港方面开展秘密大营救工作，将部分人士经澳门转回内地大后方，无一失误。

　　经澳门路线至桂林脱险的文化精英计有：夏衍、范长江、司徒慧敏、金山、王莹、郁风、谢和赓、张云乔、赵晓恩、孙明心、郑安娜，及《华商报》谢加恩、华嘉等几十人。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社长梁漱溟是周恩来特别提到的营救目标，从香港到澳门，由路环乘搭货船离开，安抵桂林。

　　走澳门路线的经历，夏衍写成《走险记》一文。从中我们得知连夏衍在内共二十一人、三十四件行李，从香港西环码头出发，乘坐一条长不满三丈、阔不过三尺的小渔船渡伶仃洋。船家喊一声“上帆利市”，撑桨离岸。顺风的话六小时可以抵达澳门。但当日无风，到澳门需要更长时间，一行人在长洲过夜，下船需经日军盘查。日军对一位化妆过度、在脸上彻底涂了锅烟子的女士加以留难，夏衍的日文派上了用场，日军挥手放行。

　　夏衍是如此记录风波的：“大约是一种怀乡病的原故吧，在香港的日本兵遇到了能讲日本话的人常常是非常优待……事实上前半虽则不无紧张，但后半却并不如流言所说那般‘悲壮’。”夏衍的文字更让我们得“见”乱世中的澳门：“澳门名义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实际上已等于被日寇征服了。员警、邮务、海上警备完全操纵在日寇手里了。”

　　这也印证了历史──当年澳葡当局为讨好日军，不惜采取法律法规的限制甚至刁难手段压制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夏衍写有《走险记》、茅盾著有《脱险杂记》，以及抗战戏剧，都可作为港澳中学语文课本的选材，甚至出版港澳抗战文学专辑，让年轻一代从文学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