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西姆斯在十九世纪末创作的侦探小说《四人委员会》中，有一个女侦探出场的经典桥段：一位剧作家闯进他的律师办公室，发现里面已有一位女子，赶忙退出来。等客人走后，他为自己刚才的唐突向律师致歉，结果律师激动地说起这位客人：“你要感到幸运才对，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女侦探迪恩！”当律师介绍完迪恩的成就和声誉后，剧作家马上被征服。此后，每当他看到女侦探一个好的破案故事就写下来。就这样，继福尔摩斯之后，读者又认识了维多利亚时代知名的一位女侦探。

　　事实上，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掀起侦探文学热，一批女性侦探形象脱颖而出，被读者熟知的有《女侦探启示录》中的帕斯卡尔夫人，《女侦探》中的格拉登夫人，以及《巴泽尔盖特先生的经纪人》中的米丽亚姆．李等。在连载读物中，也有多个知名的女侦探角色：作为年轻寡妇的莫莉．德拉米尔，她以担任国际珍珠经纪人作掩护，智胜盗取珍珠的窃贼；作为天才护士的希尔达．韦德，她巧妙接近一位诬陷别人谋杀的医生，并通过一系列冒险之旅将其抓拿归案，以及喜欢穿裙子的年轻女性多拉．梅尔，她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学位，却乐于在私家侦探行业里冒险。

　　这些作家笔下的女侦探，拥有福尔摩斯般的破案能力，从寻找失踪人口，调查诈骗和谋杀案，到破获阴谋集团，几乎无所不能。比如《女侦探》讲述了一个男婴被买来实施继承欺诈的离奇故事，主人公女侦探格拉登夫人大显身手。她先从官方机构中保存的出生纪录，找到了男婴母亲的线索，但不幸得知她把孩子生下不久就死在了济贫院。于是她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买家身上，在掌握了买家曾男扮女装，并且习惯把英文“th”读成“f”后，开始在嫌疑人出没的区域逐家排查，很快锁定了一户只有父亲和婴儿的人家。为不打草惊蛇，格拉登夫人乔装打扮成裁缝，成功进入到嫌犯家中缝补衣服，借机偷听目标人物的对话。因嫌疑人讲话很有特点，最终她利用发音特征揭穿了对方。实际上格拉登夫人采用的是今天的法医语音学，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才正式成为一门学科。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女侦探角色的大量涌现，与当时出版业繁荣密切相关。从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三年，英国印刷杂志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作家们纷纷撰写反映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其中就包括情节引人入胜及可读性强的侦探小说。与此同时，也是集体文化反叛的一种体现。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不高，从事的行业也很受限，很多传统英国侦探的形象，都是留着胡须或络腮胡子、西装革履的男人，而不是穿花裙子、戴蝴蝶结和堆满鲜花礼帽的女性。在小说中虚构女侦探，是打破这种性别固化的大胆尝试。

　　但作家笔下的女侦探并非凭空想像，现实中确有人物参照。历史学者萨拉．洛奇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侦探的神秘案件》一书中写道，从伦敦警察厅成立后不久，女性便开始与男性警察一起工作，只不过当局没有公开宣传，外界知之甚少。她们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除了负责搜查女性嫌疑人的身体和衣物，也承担诱捕行动、抓小偷和逃犯等危险性较高的工作。

　　书中提到很多有女侦探参与的真实案件。比如一八五五年发生的一起盗窃案，女侦探伊莉莎白．乔伊斯前去追捕一名惯犯，此人经常趁乘客不备盗窃行李，当一名穿着破旧鞋子的男子进入头等舱候车室并在炉火旁取暖时，她敏锐地察觉到对方行迹可疑，在看到该男子顺手牵羊拎走一名乘客的大手提箱准备逃跑时，她箭步冲上去将其擒获。乔伊斯凭一双旧鞋识破贼人身份，观察力之出色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发生在一八六○年的盗窃案，女侦探莎拉．达纳维被派去调查是谁从伦敦码头的商船上偷走了大批货物，她乔装改扮成码头工作人员秘密盯梢，并一路跟踪小偷来到交易现场，在掌握了整个偷窃过程后，成功将小偷们一网打尽。正如英国历史学者萨拉所说，十九世纪小说中的女侦探不是空洞的角色，她们在现实中不仅有活生生例子，而且表现得和书中一样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