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游人品尝“泉水大碗茶”。\中新社

　　香港人在夏季有喝凉茶的习惯，港九新界都有不少凉茶舖。凉茶品种繁多，常见的有“廿四味”、“五花茶”、“鸡骨草”、“夏桑菊”、“竹蔗茅根”、“崩大碗”等。这类草本饮料在港澳、东南亚颇为流行，但却是“既不凉、又不似茶”。

　　喝茶要在粤式酒楼，但却没有大碗茶。这是一种在香港已经消失的消费方式。笔者最近来到江西赣南采访，再次邂逅大碗茶。挟着暑气进店，捧起大碗茶仰天痛喝，一股在古装片中行走江湖的大侠才有的豪气，油然而生。五块钱一大碗，可无数次续碗（不是续杯），比起大城市如雨后春笋冒出的珍珠奶茶店和星巴克的抹茶，真是超值。

　　上一次捧着大碗喝茶，还是在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印象中卖五角钱。说起来有点令人惊讶，大碗茶还是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个标志。学历仅是高中毕业的基层干部尹盛喜，在一九七九年毅然摔掉“铁饭碗”，领着一群知青在前门箭楼西侧搭棚盘灶沏茶。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开张，第一天就卖出三千多碗，进而在一九八八年创办驰名中外的北京老舍茶馆，见证了中国个体经济的起步。

　　得名于小说家老舍的名作《茶馆》，老舍茶馆名气甚大，不仅是文人墨客品茗侃大山的场所，更是向外国人呈现原汁原味京味文化的绝佳地点。老舍茶馆后来成为北京地标，许多外国元首，例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科尔、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新加坡前总理王鼎昌等，都把老舍茶馆列入访华行程之中。

　　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大碗茶式微。然而，尹盛喜当年倡导的“大碗茶广交九州宾客，老二分奉献一片丹心”企业精神，并不过时。大碗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仍然在一些老城区或旅游景点保留，如北京的南锣鼓巷或天津的老茶肆，成为怀旧的打卡点。

　　溯源大碗茶的历史，这种简朴的饮茶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高度契合。江西自古以来是农业社会，人们劳作之后上田，在大榕树下伴着飒爽清风，来一碗茶解渴和提神，可谓快活过神仙。

　　在旧时候的赣南，大碗茶的捧场客远不止农夫，茶舖在集市、庙会还有铺着青石板的老巷子随处可见，带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大碗茶肆的功能，不仅是喝茶，亦是乡村墟市的会客场所。平民视之为“议事厅”，在一大碗茶的气雾氤氲中神侃（亦即广府话的“吹水”），热闹气氛不亚于咖啡馆或酒吧。

　　大碗茶，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起源于明清，大流行于京津。北京街头出现大碗茶大约是在明初，其时多用粗糙茶叶末或茶渣煮成，接济贩夫走卒的解渴之需。到了清朝，大碗茶从崭露头角到成行成市。茶肆（茶馆）推出那个时代的“爆款”，以“大碗”盛装、价格亲民，大受人力车夫、摊贩、工匠等普通劳动者的欢迎。

　　作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中途栈道，赣南在历史上商贾云集，货如轮转。尤其是江西东南部的寻乌县，素有“一鸡鸣三省”之称，因其地处三省边界，天亮报晓的鸡鸣声可同时传到江西、福建、广东，八方来客，大碗茶吸引着满堂南来北往的人潮。

　　赣南是茶叶产区，定南、安远、寻乌种植的绿茶和红茶品质优良，为大碗茶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宋代以来，当地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逐渐成熟。清末民初，赣南直接承继了源自北方的大碗茶文化，茶肆林立，生意兴隆。

　　近年来，赣南积极推动乡村文化复兴，大碗茶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俗，成为旅游宣传的亮点。例如在赣州的茶文化节或客家民俗活动中，常能看到大碗茶的展示，吸引游客体验，通过保留和推广大碗茶来增强文化认同。

　　笔者在日本奈良也见识过大碗茶，那是西大寺举行的“大茶盛”，人们用大到能遮住脸的茶碗，轮流品尝春茶，这个已经传承七百五十多年的传统，据说是为了体现分享同甘的“一味和合”精神。日式大茶碗直径约四十厘米，重约五公斤。但仅限于节庆，与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生活的中国大碗茶，完全不是一回事。

　　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站在介绍茶道的时候，开篇就坦承描述，茶是公元八○五年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那年头日本人对茶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贵族之间盛行对茶叶品种猜猜猜的“斗茶”游戏。在千利休（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九一年）之前，饮茶所使用的茶碗等道具，清一色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统称为“唐物”，非常贵重。日本人真正掌握制作中国的精美陶瓷器技术，则是在十六世纪末期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东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在笔者看来，大碗茶不仅是饮料，中国茶在气雾蒸腾中带出一种超逸红尘的气度，使得中国文化的滋养润物细无声，泽被四海，无远弗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