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元朗十八乡杨家村的适庐（杨家祠）曾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夜，香港离岛浅湾，一艘没有灯火的小渔船随浪浮沉。舱内，茅盾夫妇蜷缩在一起，警觉地望向黑黢黢的海岸线。船夫突然熄灭油灯，低声说：“屏息！”随后，日军巡逻艇的引擎声由远及近，紧接着，一束探照灯扫过船篷，光斑在茅盾苍白的脸上停留数秒，又移向黑暗深处。

　　此刻，邹韬奋、柳亚子、何香凝等八百多名中国文化精英，他们的命运亦悬于一线。十二小时后，这艘不起眼的小渔船，将载着中国文学巨匠驶向九龙红磡。这场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行动，历时数百日，行程万里，穿越日军三重封锁线，八百余人全员脱险，无一人被捕牺牲，悄然改写了战后中国文化界的政治地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硝烟中，日军太阳旗取代了港督府的米字旗。一百六十万香港人度过了一个“黑色圣诞节”，而更危险的阴影笼罩在茅盾、邹韬奋、何香凝等八百馀名文化精英头上。彼时香港汇聚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进步文化力量：邹韬奋复刊《大众生活》痛斥国民党消极抗日，茅盾主编《笔谈》声讨分裂行径，夏衍组建“旅港剧人协会”以戏剧唤醒民心，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发表反蒋宣言……这些文化人多因以笔为枪遭国民党迫害，避居香港继续抗日救亡运动，此刻却成日军重点搜捕对象。日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在《南华日报》刊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共建大东亚”，在影院打出幻灯片“邀梅兰芳、蔡楚生赴半岛酒店会谈”──名为“邀请”，实为诱捕。日军限令文化人限期报到，“违者格杀勿论”，街头失踪人口逾四十万。

　　在日军大肆搜捕爱国者、文化人的阴影下，一批中国文化界的灵魂人物被困孤岛。消息传至延安窰洞，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神色凝重：若任由这批文坛巨擘落入敌手，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浩劫，更将重挫民族抗战的脊梁！周恩来连发三封急电至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不惜代价，火速营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临危受命，一场代号为“省港大营救”的行动悄然启动。一张由党组织、地下交通站、香港本地力量与新界宗族势力共同编织的“生命之网”，在日军眼皮底下悄然张开。

　　营救首要在“寻人”。从日军重兵控制的香港，抵达广东游击区，不仅要穿越多重封锁线，更要应对严密的身份盘查。在日军岗哨遍布的街头，香港地下党成员潘柱、黄施民等小组成员凭本地人优势，以店舖工人、黄包车夫等身份为掩护，穿梭于枪炮废墟间，挨家挨户联系、核对文化人名单，避开七十六号特工的眼线，将信息压缩在密写纸条中送达指挥部。随后，他们利用茶楼、当舖等场所建立“无形中转站”，安排乔装、发放假证件，将八百余人化整为零，安置在佐敦花园街、上海街等十七处秘密据点。一张无形的安全网络在敌人心脏铺开。

　　陆路转移需穿越日军重兵把守的香港新界地区，尤其是邻近九龙腹地的元朗、锦田一带，而本地宗族势力成为意想不到的关键支撑点。元朗杨家祠，这座供奉着杨氏祖先的家祠，在族长杨铁如的默许甚至协助下，成为重要的中转休整站。这座不起眼的祠堂，每日备下食物、饮水、临时住处，接待途经的文人；甚至打探日军动向，附近村民站岗放哨，用客家谚语作为识别暗号。

　　沙头角石涌凹村的罗家大屋展现出另一种保护力量。在爱国士绅罗雨中及其后人的主持下，调集门生故旧为营救护航，在险要处设置秘密观察哨，为疲惫的文化人和护送人员提供了难得的避难所。

　　真正的生死考验在穿越大鹏湾到广东游击区的水路上。日军的巡逻艇在夜间如同幽灵。依托西贡渔民船队和短枪队护航，一条从西贡、经大鹏湾到宝安的海上通道被打通。二十艘槽仔船组成编队，船头挂渔网伪装作业，而文化精英们则蜷缩在窄小的帆船、小艇船舱里，连咳嗽都必须竭力压制。遇日军巡逻艇，老船主陈阿水故意撒网缠住螺旋桨，为撤离赢得时间。茅盾、胡风等人多经此道撤离。他们在香港西贡登船，在短枪队护卫下夜渡海湾，次日凌晨抵达安全区。

　　宝安县白石龙村，这个不足二百人的小村庄，见证了文化精英的“重生”。游击队员用竹片茅草搭起“茅寮招待所”，将文化人分散安置于羊髻山、深坑等密林中。胡风在油灯下教小战士“五四运动史”，经济学家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漫画家丁聪为游击队《东江民报》画漫画，邹韬奋为游击队《新生活报》题写报头并撰社论，戏剧家于伶创作《长夜行》歌颂营救者。这些曾被国民党视为“异见者”的文化精英，在生死与共中重塑政治立场。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当最后一批文化精英历尽艰辛安全抵达桂林，这场震撼人心的营救行动，胜利收官。行动结束后，这批文坛精英在中国抗战文化战线大放光彩。邹韬奋在苏北创办《抗战周刊》揭露皖南真相，茅盾执笔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夏衍将营救经历写成剧本《人间有情》，在香港知识界引发巨大反响。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广邀社会贤达参加伪“国大”时，茅盾、邹韬奋等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流集体公开表态拒绝。茅盾更是直言：“八年来，谁与国人共甘苦？谁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我的答案早已写在那条离开香港的路上。”一九五○年代，一项权威统计显示：经此营救的文化精英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五在建国后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司徒慧敏筹建北京电影学院、戈宝权执掌社科院外文所，印证此次营救是一次超前的、成功的“人心统战”。

　　八十三年前那场千里奔袭，创造了“零伤亡营救八百人”的传奇，它的传奇不在硝烟浓度，而在人心厚度。它证明：最坚固的防线，不是钢筋水泥，而是以文化认同为砖、民族大义为浆砌成的人心长城。而今，白石龙纪念馆墙上那句“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恰是历史最深刻的注脚：统战的艺术，从来不是征服而是共情；信仰的建立，永远始于拯救生命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