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万众一心 维护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展览”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中新社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当山河破碎的烽烟笼罩华夏，有一群人以笔为矛，以歌为刃，在殖民统治与战乱夹缝中，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防线。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在硝烟弥漫的主战场之外，香港与澳门──这两座因殖民历史而身份特殊的城市，悄然成为另一片“战场”，以笔锋为刃、以歌声为号，展开了一场关乎民族精神存亡的文化抗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成为粤港抗战史上独树一帜的精神丰碑。

　　全面抗战爆发后，澳葡当局明令禁止公开使用“抗日”“抗敌”等词汇，澳门同胞却以智慧破局，在日伪渗透的夹缝中筑起精神长城，成为华南抗战的隐蔽后方。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于一九三七年联合成立“四界救灾会”，巧借“救灾”“赈济”之名迂回发声。《朝阳日报》与《大众报》成为核心阵地：头版报道赈灾募捐，内版却载《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日军暴行实录、转载前线战报，成为澳门民众了解抗战实况的“地下窗口”；并开辟文艺副刊“烽火台”，用散文小说传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一九三八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两报发起“全澳义卖运动”。茶楼点心印“毋忘七七”，鱼档悬“抗日鲜鱼”，理发店挂“剪发一元，救国无悔”标语……百家商号齐心筹款九万国币，全数支援前线。当日伪势力试图在澳门开设亲日报刊，澳门报人发起“洁淨新闻运动”，通过《大众报》揭露汉奸媒体收受日资的丑闻，迫使三家报社停刊。一位编辑在社论中掷地有声：“文字可焚，人心难灭！”

　　学堂更是抗战火种的孵化器。课本扉页刻印“读书救国，勿忘国耻”，音乐课教唱《开路先锋》《五月的鲜花》，文具店售卖印有“读书救国”的铅笔盒。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成立“暴风剧社”，以暑期下乡名义，冒死赴中山乡村演出《铁血忠魂》，用粤语话剧揭露汉奸行径，演员随身携带氰化钾以防被捕。镜湖医院护士学校更是地下传播中枢，教材夹页秘密印刷《论持久战》摘要；党员柯麟开设战时救护班，百馀名学员学成后分批潜入珠三角游击区。一九四二年，日伪在澳门强推日语教育，望德中学校长反手开设“国语讲习所”，免费教授中文；毕业生成立“修社”，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金曲，用乡音对抗日伪文化侵蚀。音乐家冼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经由“虹虹歌咏团”秘密传唱。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大批文化人转移至香港。茅盾、夏衍、邹韬奋等数百名文化人经中共秘密交通线抵港。同年四月，《华商报》以商报名义注册创刊，成为中共在港首个公开阵地。随后，茅盾主编《笔谈》，邹韬奋主持《大众生活》，丁聪创办“新美术社”，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使香港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中心”。中共香港文委更突破日伪文化封锁，成立专项小组，在九龙设立地下印刷厂，秘密翻印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成《文史通义》等，经货船远销东南亚，一年内输送超二万册，将“中国抗战之声”传向世界。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后，印刷厂转移至新界山洞，用驴车运送油墨纸张，坚持翻印进步书刊。邹韬奋题写报头的《东江民报》，由茅盾题写副刊“民声”，丁聪绘制漫画。这份诞生于游击根据地的报纸，通过“卖菜阿婆”“渔家少年”组成传递网，覆盖珠三角二十馀县，成为沦陷区罕见的“真相之声”。

　　文化作品成为跨越阶层的动员利器。马思聪在广州轰炸中创作《武装保卫华南》。黄友棣于粤北炮火中谱《杜鹃花》，歌声从战场传至澳门街头，成为“中国版《喀秋莎》”。香港文艺界以戏剧为匕首，直刺民众心灵──旅港剧人协会公演的《雾重庆》《希特勒的杰作》，连演十四场座无虚席，剧中一句“黑暗终将溃败”，引观众含泪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蓝白剧社在油麻地码头搭台，演至《重逢》高潮时疾呼“中国人不杀中国人”，观众当场报名参加战地救护团。广东籍木刻版画家黄新波更是刻刀不离身，作品《射击手》成为《新华南》创刊号封面，士兵持枪的剪影被称作“抵抗的图腾”；《他并没有死去》中血肉模糊却紧握步枪的战士，成反战海报经典。

　　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前进报》的生存堪称传奇。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后，文化人分批撤向东江游击区，邹韬奋、茅盾等人将游击队的油印小报《新百姓报》改组为《东江民报》，邹韬奋题写报头，茅盾为副刊命名“民声”，漫画家丁聪、特伟绘制《鬼子现形记》，揭露日伪“共荣圈”骗局。一九四二年，《东江民报》更名《前进报》，成为沦陷区核心喉舌。报社随东江纵队辗转深山，编辑背着钢板油印机转移于山林。每期报纸由交通员伪装成“祭祖纸钱”“嫁妆礼单”，经地下党驿站接力传递，三日内送达广州、香港地下组织。日伪悬赏千元捉拿“共党笔匪”，却屡遭民众掩护。一次印刷点被捣毁，次日新报仍出现在茶楼饭馆。一九四三年，日军悬赏千大洋追剿《前进报》主编杨奇，报社三度被捣毁。次年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特稿，通过澳门商会渠道传至国际媒体，引发美联社转载。日伪悬赏“一张报换一颗子弹”，报社七次被捣毁，却坚持出版至抗战胜利。据统计，该报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出版约一百期，最高发行量突破七千份，成为沦陷区发行量最大的地下报纸。

　　抗战时期的港澳文化抗战，是一部“无枪的战士用精神作战”的史诗。从《东江民报》的油墨到冼星海的音符，从课堂内的“勿忘国耻”到剧场的呐喊──这些看似柔性的文化力量，实为民族精神的钢骨。它不显炮火，却直抵人心；不见硝烟，却重塑山河。

　　今日澳门博物馆泛黄的《朝阳日报》、香港文化博物馆陈列的斑驳油印机，仍在无声诉说：“当国土沦丧时，文化的坚守就是最后的国土。”这些以笔为枪的战士未曾开过一枪，却用生命证明──文字可焚，人心不灭；歌声暂歇，精神永存。这正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最坚韧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