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滇西抗战纪念馆今年八月十五日起恢复对公众开放。\新华社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如此凝重坚毅的诗句出自著名诗人穆旦的长诗《赞美》，这首诗写于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阶段，中国抗日战争在熬过至暗时刻迎来战略转机的重要历史节点。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人民付出了逾三千五百万的生命代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真实的历史写照。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迸发出了悍不畏死的巨大勇气，用血肉之躯御辱图存，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那么，在这样的历史大戏中，文学艺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钱穆先生曾说：“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积极响应历史召唤，我们熟知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聂耳）、《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松花江上》（张寒晖），话剧《卢沟桥》（田汉），小说《火》三部曲（巴金），诗歌《向太阳》（艾青）、《给战斗者》（田间）、《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穆木天）等，都为在全国范围凝聚抗战共识，鼓舞战斗意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具体到诗歌，穆旦是创作了抗战主题诗歌数量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优秀诗人，之所以如此，不单单因为他天赋卓绝，更由于其是抗战时期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穆旦本名查良铮，一九一八年生于天津，早在南开中学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三五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战爆发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一九三八年二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体弱的师生乘火车或汽车绕道西行，而穆旦参加了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沿湘江坐船到常德，步行经湘西、贵州，从贵州黄果树西行到云南沾益，最后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八天，跋涉三千五百馀里。这次长途“旅行”不但锻炼了穆旦的精神和体魄，也让他从沿途见闻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和勇气，他因此创作了组诗《三千里步行》：“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一九三八年秋冬，日机频繁空袭昆明，联大师生把躲藏的行为简称“跑警报”。在骇人的空袭警报声中，穆旦写下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战争是残酷的，亲历战争的人常常被恐惧摧毁，但诗歌的超越性力量帮助诗人俯视战争悲剧，从而用更勇敢的姿态面对一切苦难。

　　一九四二年二月，已留校任教的穆旦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五月至九月，战事失利，穆旦亲历滇缅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穿山越岭，踏着纍纍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十万远征军入缅，仅四万人归国，大部分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撤退途中的翳瘴和饥饿。后来，这段地狱般的经历被穆旦写在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中：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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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幹而滋生。

　　历史学家吴宓曾在日记中记述穆旦回到昆明后，曾用六个小时向师友们讲述“从军所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然而穆旦对残酷记忆的书写并不只是为了安放历史，更是为了铭记牺牲，慰借英灵。在另一首更长的诗作《隐现》中，穆旦没有止于对惨烈经历的回忆，而是由此扩展到对生与死、个体与国族、胜利与失败以及人性善与恶的深刻思考：

　　可是当我爬过了这一切而来临，

　　亲爱的，坐在崩溃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一切都在战争，亲爱的，

　　那以真战胜的假，以假战胜的真，

　　一的多和少，使我们超过而又不足，

　　没有喜的内心不败于悲，也没有悲

　　能使我们凝固，接受那样甜蜜的吻

　　不过是谋害使我们立即归于消隐。

　　那每一伫足的胜利的光辉

　　虽然胜利，当我终于从战争归来，

　　当我把心的疲倦呈献你，亲爱的，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崩溃的峰顶让我静静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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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侵略战争的控诉、对救亡图存的吁求、对流血牺牲的赞美，再到人性、制度与文化等多层面对战争的反思，穆旦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跨越，这使他得以跻身二十世纪世界伟大诗人的行列，他把个人经验与人类命运紧密关联，以民族兴衰和历史正义彼此映照，用卓绝的诗歌为身陷战争之苦的所有人献上了一首安魂曲。如其所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不仅仅关乎勇气与信心，更取决于人的智慧与胸怀。八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远离战争的恐惧，而在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昂然身姿中，既有《义勇军进行曲》号声与鼓声的鼓舞，也有“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这样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永恒诘问，这就是诗歌的意义，它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提醒我们，有生命力的诗歌不会在岁月静好的幻象里偏安一隅，而是时刻与人类的悲欢离合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