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岛到黄毛应村是一个long journey，组合式交通方式港铁+巴士+小巴+步行，总时长要两个鐘以上。这个坐落于西贡东北部大网仔青翠山峦之间的偏僻小村，不仅承载着百年客家文化，在香港抗战史册中也留有浓重的一笔。

　　大约一七五○至一八四○年，陆续有客家人从惠州迁入此地。因村子山坡上生长着大量黄茅草，到了干旱季节会呈现金黄色。客家先民以“黄茅岃”（客家话意为山岗）称呼此地，一八六六年《新安县全图》将该村标注为“黄毛屻”，后因“茅岃”的客家话发音与广东话“毛应”相近，逐渐演变为“黄毛应”。

　　二○二一年我们去时，已至中午。小村寂静无声，村内原居民早已搬离，村屋也变成一座座正在修建的豪宅，但仍有几座破旧的锌铁盖顶小屋。紫荆花树下，一座树立着圣母像的白色建筑十分引人注意，小楼外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香港天主教教区黄毛应玫瑰小堂”。从侧面半掩的旧式铝制窗户望去，尘封已久的气息扑面而来，内里一切摆设都十分古旧，有木造的横梁和长椅，祭坛中央摆放着十字架和圣经。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正是在这座教堂宣告成立。自此成为香港抗战的重要力量。

　　港九大队成员逾千人，队员和作战方式具有鲜明的“港味”。队员以新界原居民子弟为主，同时也包括工人、学生、海员、教师等各界人士。其中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书院的学生，如政委陈达明是大学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毕业于皇仁书院，给曾生司令当英文翻译的林展是庇理罗士女书院的学生（曾生司令员本人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还有来自洋务工会、中华书局、东华三院等社团的进步青年，以及香港的爱国民众，像印刷工人潘江伟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后，一批内地干部撤到香港，也加入了港九独立大队。

　　这支队伍被称为“穿着西装的游击队”。不仅因其成员中知识分子众多，并且游击队员长期穿梭于港九市区、新界村镇及沿海岛屿活动：时而身着西装、长衫扮成商人、学生、职员，在日军严密管控的闹市区（如港岛、油麻地、旺角）执行情报传递、营救文化名人等任务，时而返回新界换上轻便衣衫，穿林渡海开展游击作战。因而，独特的“儒雅气质”成为外界对港九大队的深刻印象。

　　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写道，接应他的队员“身着整洁的中山装或西式衬衫，谈吐间有学生气，却熟练地带着我们穿越封锁线”；夏衍在《香港的回忆》中也提到，港九大队的青年队员“有的刚从香港大学退学，背着枪时仍带着书本，休息时还会讨论时事”……

　　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军观察组、英军服务团成员，在与东江纵队合作进行营救美军飞行员、收集情报时，也对之印象深刻。一九四四年被港九大队营救的美军中尉克尔在报告中提到，接应他的队员“穿着类似商人的深色西装，英语流利，能熟练使用无线电，完全不像传统游击队”；英军军官赖特在《香港的地下抵抗》中则直接称港九大队为“穿西装的抵抗者”。

　　整个抗战期间，港九独立大队受中共南方局指示，共营救三百馀名文化人士返回内地抗日根据地，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胡绳、范长江、梁漱溟、黎澍等人。大营救全程未损失一人，保住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精英力量。港九独立大队还营救了八十九名盟军及国际友人（包括二十名英军、八名美军飞行员，以及丹麦、挪威、苏联等国人士），并协助营救部分被关押的盟军战俘，为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直接支持。每场营救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故事。港九游击队员还深入日军据点，收集情报，同步传递给东江纵队与盟军，为盟军空袭、对日作战提供关键依据，有力配合了全局抗战。

　　港九独立大队立足香港特殊战略地位，怀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家国情怀，在抗战期间不仅成为香港抗战“地下战场”的中流砥柱，更通过文化界人士大营救，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开展情报工作，将香港这一“国际城市”纳入全国大抗战网络，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抗日通道”和国际反法西斯的“东方纽带”，展现了中国抗日武装的国际担当。

　　小小的黄毛应村及这座教堂作为重要的历史遗址，见证了港九独立大队及香港民众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