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英国登山家汤姆．朗斯塔夫首次登上了喜马拉雅山海拔七千多公尺的特里苏尔峰，他给登山者留下一句忠告，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所料。

　　对于当时朗斯塔夫挑战这座高峰的场面，出身攀岩运动家的英国作家丹．莱特在畅销书《白色阶梯：胜利》中有生动描写，书中引述朗斯塔夫回忆登山过程时称，“攀登中风吹得我胡须上的冰柱嘎嘎作响”，“西喜马拉雅山的整个陡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看到大地在我脚底下旋转。”尽管朗斯塔夫最终成功登顶，但一路上险象环生，随时可能殒命，他因此给登山者留下忠告，不过并非“要有坚强毅力或坚持不懈”之类的鼓励，而是“学会放弃”。在他看来，选择在正确的时刻回头，是登山者最重要的品质，哪怕一生的梦想已触手可及。该书的结尾，正是另一位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强行登顶珠穆朗玛峰失败并丢掉性命的故事，更印证了朗斯塔夫忠告的意义。

　　但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登山却并非那么惊心动魄，有时甚至多了一分浪漫。一八○二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在湖区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旅行，涉足了当地众多名山险峰之后，首次发明了“登山”（mountaineering）一词。他形容，在陡峭的、布满碎石的道路上跋涉时，能充分体验到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尤其成功登顶后，成就感爆棚。有了文人的加持，登山运动在民间不断得到推广和普及。

　　登山概念在文学世界更是得到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经典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热衷于登山运动，包括华兹华斯、拜伦和约翰．济慈等都将自己描述为“登山家”。比如，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探索了整个湖区山峰，患有脚疾的拜伦攀登了苏格兰洛赫纳加山，就连体弱多病的约翰．济慈也沿着西高地之路登上了苏格兰本尼维斯山。有关他们登山的故事，在《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攀登的文学文化》一书中有详细描述，其中柯勒律治形容自己对山地探险“非常上瘾”，每次下山时都担心摔倒、滚下山坡，认为那无异于自杀，因此他习惯从最优先的可行路线下山；华兹华斯定期攀登他家附近的赫尔维林山，并在七十岁时终于成功登顶；济慈是唯一登上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山顶的浪漫主义诗人，并即兴写下了一首十四行诗，他比喻相当于“爬了十座没有楼梯的圣保罗教堂”，而他的最大梦想是挑战欧洲的勃朗峰。

　　他们把个人的登山体验也写入文学作品。例如，华兹华斯在他的长诗《序曲》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己自学生时代起的登山经历，其中既有英国湖区的高山及威尔士的斯诺登山，也有欧洲大陆的阿尔卑斯山。就连浪漫主义诗人中唯一一个没有爬过任何山峰的雪莱，也对人类与山峰互动进行了身临其境的描述。他在《勃朗峰：写在夏穆尼谷的诗句》中写道：“在那松林和巉崖上面／穿梭于洞穴之间／虽有日照云影／瞬间却成险境。”

　　在这些文化名人的带动下，迎来登山文学的繁荣，诞生了《马特洪峰攀登记》《南坳》《未曾涉足的世界》等一批经典作品。当中一些登山者自述格外引人入胜，比如热衷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英国诗人华特．史考特在《盖尔斯坦的安妮》中，写下了登山时“美妙和真实的情感”，成为最著名的攀岩记述之一。英国女作家艾伦．威顿在没有登山向导的情况下，独自登上威尔士斯诺登山并震惊了文坛，她把这段经历写入了日记，鼓励任何人都可以挑战自我，包括女性。而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对他成功登顶艾格峰北壁经历做了精彩描述，尽管不是作家，但其文笔优美、扣人心弦。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攀岩被正式列为国际竞技体育项目之后，加上新一代登山家们打破了登山的诸多禁忌，才使登山运动消除了曾经的神秘色彩。反映到文学领域，如同作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在《超越极限》一书中所说，人们对登山运动的英雄主义词句，如登山者与生俱来的“荣誉”“男子汉气概”“个人英雄主义”等修饰逐渐退潮。

　　毋庸置疑，登山运动影响了西方文学，从早期的科学考察和浪漫主义抒情，发展到现代的冒险叙事和哲学反思，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与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它不仅记录了登山的历史，也展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勇气、智慧与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