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开始了。直到十二日才完全占据了九龙半岛，以尖沙咀半岛酒店作为宪兵司令部。

　　油麻地宝庆戏院旁的山坡，成了日军的屠场。每天都有许多被抓的“危险分子”，一车一车押送到这里枪杀。附近居民一见押犯的卡车驶近，便关紧门窗，不敢窥望。但杀人的枪声却没办法关住，一声声传遍街巷，震得人肝胆欲碎。日军在路口设立岗卡，居民经过必须对哨兵鞠躬，否则就被拳打脚踢。任何时候，只要日军一声喝令，所有路上行走的人，都要立即蹲下，不得走动。一位母亲背着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遇上戒严，已经到家门口的对面了，却不能过马路，只能蹲在路边。她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在对面看见母亲，便跑出马路迎接。妇人急忙起身摆手示意他回去，日军竟然开枪射击，母子三人当场毙命，横尸街头……九龙居民回忆：“当时深水埗至油麻地这段马路，被杀害的居民不可胜计……到了晚上，住户还不见家人回来，都忧心忡忡……”

　　日军占领九龙后，以山陵为阵地居高临下，港岛所有机关、住宅全部裸裎于日军炮口之下，距离不过六七千米。萨空了记：“昨夜彻夜炮声震天，听说是日军偷渡未果，今天早九时半起大炮战。今天的炮声比过去近，显然是敌人的炮位已移至九龙，过去炮弹多以山上要塞炮台为目标，今日的炮弹已时时落在民众聚居的区域。这样连续不断的炮声赓持了二小时。”香港的守军只有一万多盟军和中国义勇军，而他们要面对的，是五万精锐的海陆空日军。

　　香港平民和滞留在此的国人同仇敌忾：“我们是决定能尽一分力量，便尽一分力量的，不必有什么人要求。”（萨空了）油麻地小轮公司的十二艘轮船，全部凿沉，以阻滞日军登陆。华人名流在电台呼吁民众坚守港岛。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陈剑如，号召在港侨胞协助军队作战。张爱玲在《烬余录》里，以冷静得近乎悲凉的笔调，描写她在防空员岗位上的情形：“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堪比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沙头角孤军”，在广州沦陷后重新合编，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五百多名中国官兵顽强抵抗，还组织过对横岗日军的夜袭。最后因寡不敌众，伤患过多，撤入香港新界，被港英政府解除武装，软禁在九龙马头涌难民营和亚皆老街“孤军营”。此刻编入义勇军，守卫维多利亚城。

　　日军一边对港岛进行密集空袭，一边从各个方向渡海。港岛的街道上，到处是排队的人龙，买米的、买柴的、买船票的、上银行提钱的，混乱的人潮填满了大街小巷。

　　“这里等船赴澳门的行列更长了，由永安码头一直排到长洲码头，至少有一个华里以上。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买米的行列，比等船的更多……”（萨空了）

　　陈寅恪女儿流求记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迅即被日军占领，一时社会秩序混乱，孤岛上生活困难，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人心焦虑不安。”

　　港岛东的北角、柏架山，南部的浅水湾、赤柱、黄泥涌，西部的西高山、扯旗山，不计其数的炮弹在海上岸上山上爆炸，熊熊大火把维港映照得通红，海面上浮满了船只残骸和油污，尘烟如同黏稠的泥浆在天空翻滚搅动。守军顽强抵抗，柏架山、黄泥涌峡、金督驰马径……都展开了短兵肉搏，守卫黄泥涌水库的义勇军第三连全部阵亡。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香港沦陷。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历时十八天，盟军和义勇军二千一百一十三人阵亡，二千三百人负伤，八千五百人被俘。日军七百零六人阵亡，一千五百三十四人负伤。平民伤亡，难以统计。

　　三年零八个月的黑夜降临了。

　　逃不出去的人，痛苦着，煎熬着，坚守着。许多名流英杰谨守春秋大义，践行“不食周粟”之志，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日军设宴邀请广东著名报人李健儿（黑翁）出任报社编辑。李健儿狂饮酩酊，操起酒瓶掷向日本人，痛斥日军侵华，然后从威灵顿街《华字日报》三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时年四十六岁。冼细柳撰文赞“为天下者不顾家，岂唯匹夫匹妇之仇、耻辱为勇之所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