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华富邨是香港公屋的典范，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和理念。/作者供图

　　如果你是香港人，就一定见过粗野主义建筑，只是未必意识到在你眼前的那座混凝土大楼有那么“粗野”。

　　今年三月和五月，“大公园”刊登了两篇关于粗野主义的文章（《银幕内外的建筑师》和《当电影遇到粗犷建筑》）。两文都提到，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屋深受粗野主义风格的影响。一些香港读者对这种说法有疑问。他们在那个年代曾住在公屋，但以前并没听人说过公屋是粗野主义建筑，也不觉得公屋的形象是粗野的。

　　这些读者有疑问是正常的。他们以前没听过，那也不奇怪。虽然公屋在香港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但“粗野主义”（Brutalism）在最近几年才成为大众传媒的话题。这个建筑风格来自英国，也译作“野蛮主义”或“粗犷主义”。不过，它在香港有一个更常用的、好听的名字——现代主义。

　　如果问，谁见过现代主义建筑？大多数人都会举手点头。事实上，香港的公屋一直被称作现代主义建筑，典型的例子如彩虹邨和华富邨。根据香港房屋协会的统计资料，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居住在公屋。因此，很多香港人正是通过公屋而认识了现代主义建筑。

　　那么，香港的公屋建筑究竟是粗野主义，还是现代主义？

　　我的回答：两者皆是。粗野主义是现代主义大树上的一个支干，同根同种。不过，它的出现比现代主义迟了几十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欧洲大陆蓬勃兴起。然而在英伦三岛，人们对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心存疑虑，未把这种白色的、几何形的房子放在眼里。直到五十年代，英国人才对现代主义放开怀抱。但他们不甘心“大陆化”，也不想走欧陆派的唯美主义路线，于是就有了英国风味的现代主义学派──粗野主义。

　　如果说，现代主义是粗野主义的根，那么公屋就是让它蓬勃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英国为化解二战后出现的“住房危机”，历届政府都把建设公屋列作优先的政策。香港的公屋即是受到此时期英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粗野主义飘洋过海，从英伦传入香港。从一登陆它就与本地的公屋结合在一起——不，我应该换一个更贴切说法：粗野主义是与公屋一起登陆香港。

　　显然，在中文的语境中“粗野主义”带有负面的含义。如果用“粗野”来形容为基层市民而建的公共房屋，不但不符合华人社会的文化习俗，而且政治不正确，会令基层市民感觉不被尊重。

　　事实上，香港的公屋从一开始就被称作“现代主义建筑”。这个时尚的名字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好感。一个好名字对人对事是非常重要的。想想看，基层市民愿意住进“粗野之家”，还是“现代之家”？这不仅是名字的雅俗问题，还涉及居住者的社会身份。当年推行公屋政策的政府官员一定懂得这个道理。

　　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粗野主义成为一种国际式风格，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裸露混凝土结构的建筑。除了住宅之外，它还出现在学校、医院、办公楼等各个领域。然而，批评粗野主义建筑的声浪在这三十年不绝于耳。在英国它背着“混凝土巨兽”的骂声，在香港则有“石屎森林”的丑名。

　　虽然香港与内地仅是一河之隔，但粗野主义没有过河越界，进入内地。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内地的建筑界受苏联的影响，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和古典形式的美，因此自然不会接受粗野主义这类国际式建筑风格。内地改革开放后，一九八四年香港建筑师潘祖尧向内地建筑界介绍欧美建筑时，把这种建筑风格称作“野性主义”、“兽性主义”。这可能是它在内地最早使用的中译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更新，粗野主义建筑从城市的地平线上逐渐地消失。为阻止它走向消亡，一些建筑师和学者在十几年前开始推动保育运动。有趣的是，德国人比英国人更热心。二○一七年，法兰克福建筑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拯救粗野主义”（SOS Brutalism）的展览，试图让人们关注粗野主义建筑的命运。

　　这股怀旧风从德国吹向世界各地，也吹到了香港。二○一九年，M+博物馆邀请德国学者艾尔瑟（Oliver Elser）来香港做调研，请他“探寻香港的粗野主义建筑”。艾尔瑟发现本地的许多案例并不符合“典型的粗野主义标准”。他认为，这是因为香港建筑师在粗野主义建筑中渗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也许他是旁观者清，也许是仁者见仁。

　　不知艾尔瑟是否注意到：香港最出名的粗野主义建筑师不是英国人，而是华人，例如司徒惠、潘祖尧等。其实，粗野建筑在香港尚有很大的存量，从新界到港岛随处可见，远未紧急到“SOS”的地步。对艾尔瑟来说是“探寻”，对香港人来说则是“再发现”，因为许多人过去并不知道香港有个粗野主义。

　　花开花落花无悔——某个艺术风格的兴起与衰落有它的历史自然规律。英国战后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少花钱多办事的公屋政策，以及廉价耐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些因素为粗野主义建筑提供了发展的时机和条件。即使它不叫“粗野主义”，不叫“现代主义”，当年的政府也会以那样的形式建造公共房屋。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建筑艺术也不会停留在原地。那么，粗野主义能否像钢筋混凝土那样，有足够的强度和塑性来适应新时代？如果能适应，它将继续站在蓝天白云之下；如果不能，就让它走进博物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