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广东简史》书封。

　　盛世修史，修史则随时代，每一次修史就是站在新的时代对历史的一次重新认识。今年五月出版的李宜航等著的《广东简史》就是一部重审广东历史、出新出彩的史学著作。

　　展读《广东简史》，给人最强烈的阅读冲击就是崭新而宏阔的研究视野。不同于以往的广东历史研究，此书所持的是一种中华视野和世界视野。此书审视广东历史不是就广东说广东，而是将广东历史的发展放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中，讲清楚广东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的地位，讲清楚广东对中原文化的受容、包容继而进行创新创造的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并且是从近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走在中华文化前列的广东文化。还要将广东放到世界体系中，讲清楚广东在世界贸易体系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以及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这也就是说，看广东有“三个广东”，即中国之广东、亚洲之广东、世界之广东。登高望远，叙事就与以往的书写发生了根本不同。于是，我们在此书中就看到了新的章节构成：“岭南经济千年开发的时空进程”“族群融合与多民族格局”“环球贸易中的珠江口”“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近代广东经济”“西学东渐与广东人的新知旧学”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此书在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此语深刻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到书写广东史的思路：“国如是，省亦然”。广东历史的书写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要明瞭广东悠长历史给广东如今的地位打下的文化基础，明瞭广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明瞭广东近代以来就是思想启蒙与民族觉醒的摇篮，这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最先选择广东，在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着重强调广东要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列。“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广东简史》“前言”里的史学观念就贯彻到全书之中。

　　登高望远，大处着眼，《广东简史》给广东画出了明确的定位：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著名侨乡。穿越时空隧道，作者在拨开层层历史迷雾中让广东形象逐渐显形。过往的《广东通史》偏向于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融合史，如今的《广东简史》则讲经济史、贸易史、社会治理史、民族融合史、都市建设史。涵盖面明显扩大，视野更为开阔宏大。仅从海上贸易历史书写来看，其篇幅远远超过过去的《广东通史》，这才能凸显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的身份。从社会史书写上看，主要是从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角度去分析社会结构的构成和变化，这也是以往的《广东通史》所缺乏的。都市化建设纳入历史的书写范围，这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张目。

　　在史料选择和处理上，《广东简史》能做到详略得当，这也是它出新出彩的地方。比如在思想史方面的书写上，它既讲中原被贬官员如刘禹锡、韩愈、苏轼等对岭南学术文化和思想的启蒙，又重点突出岭南本地文化学者对中原学术文化的传承以及开拓，而且这些人所占的篇幅要多得多，比如提到的岭南学者就有牟子、陈楠、白玉蟾、慧能、张九龄、崔与之、陈献章、湛若水、方献夫、薛侃、陈澧、朱次琦、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等。其中对“白沙心学”“甘泉学派”、“西樵理学”“王学粤军”、康梁思想以及孙文学说做了重点阐述。在第四编“鸦片战争爆发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还专列第四章“思想文化的异质性繁兴”来阐述广东从晚清以来的思想突破。作者用“异质性繁兴”来描述这段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彰显了晚清以来广东文化给中国带来的质的变化，这也是广东文化之所以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并进行创造性改造与转化，继而创造中国新质文化的来源。关于广东学术与思想史的书写，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不一样的广东：既接受中原与江南文化，具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站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前沿，融会中西，创造出新质的现代文化。广东不仅不是与中原、江南隔绝的“文化沙漠”，而且是融会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聚焦地和实验地。这也为广东从近代以来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地、改革开放的实验地、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做出了文化基础的铺垫。

　　《广东简史》的出彩，还在于它充分吸收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与评价。使用新材料也是出新的表现。比如对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澳门和广东以及北京所采取的“知识传教法”，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比较能够正确对待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和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客观上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在农业方面，此书指出广东在明初就形成了“桑基鱼塘”模式，十六世纪后半叶因国际市场对蚕丝需求增加，该模式兴盛一时，这种模式被二十世纪的科学家赞叹为“前现代高效的可持续生态农业”。还比如对明代中叶至清代的“倭患”问题，此书也根据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指出当时中日官方贸易中止后，确实有一些日本人参与了走私贸易和掠夺活动，但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海商有意保护自己，装扮成日本人，转商为寇。且“真倭”多受中国商人雇用，听从于“假倭”。嘉靖年间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国商人转商为寇，“倭患”愈演愈烈。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史学叙事。

　　最后，我强烈建议多读几遍此书的“前言”，它既为全书写作定下了基调，锚定了历史站位，又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全书出新出彩的内容，视野开阔，文字优美，为全书登高望远的最佳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