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后的香港，除了恐怖，还有饥饿。“日本军统治了十多天的香港，什么都没有：水电，交通，燃料，食粮，零票。”“路中心隔不了多远，就能遇到一个恶殍，蜡黄的皮肤上呈现着深灰色的龟裂纹。”食水断绝，人们漫山遍野寻找积蓄雨水的坑洞，“东区半山地带，深约二尺的炮弹洞经过一夜的功夫便能潴起半坑的黄浊的山水。天方破晓，猎取这样的黄水的人们便在满山跑，带着大大小小的器皿─饼干罐、亚铅桶、汽油箱，乃至漱口杯。”“那时只怕炮弹炸得兇。”“现在却恨炮弹不够多，不够猛！”

　　人们住进防空洞。防空洞“有过死人以后，接连又发生了几个病人。最初洞里有‘红十字’还尽一下人事，设法将病人移去。但后来病者日有增加……‘病人’和‘好人’的界限就很难分清，‘红十字’于是也弄得束手无计。”（茅盾《劫后拾遗》）

　　陈寅恪一家寓居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他辞去港大教职，在家閒居避乱。钱粮来源皆断，唯靠些微存粮，维持生计。全家人几个月不沾腥荤，有时以红薯根皮餬口，每餐亦只得半饱，偶有一只咸蛋，全家五人分食，如珍馐美馔。即便如此，日军送来紧缺大米，均被陈寅恪严词拒绝，他直言“宁肯饿死，也不收日伪一分一毫”。

　　新年之际，陈寅恪赋诗感怀：“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馀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

　　生活几近绝境，陈寅恪仍坚守青云之志。日本当局派人持军票二十万元，委任他到上海或广州办学，陈寅恪以身体有病为由，一口拒绝。他说：“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汪精卫妻子）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讬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几陷入绝境。”（《致傅斯年函》）亦坚持撰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 

　　在朱家骅的协调下，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深夜，陈寅恪一家乔装混上运粮船，在狂风暴雨中离开香港，到广州后，又颠沛辗转一个多月，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抵达桂林。逃亡中“两月未脱鞋睡觉”。

　　戴望舒时任《星岛日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军将支持抗战的戴望舒关进域多利监狱（今大馆），七个星期后，经叶灵凤等保释才得以出狱。其间，他受尽折磨、身体残损。香港，成了他文字淬火的熔炉，他笔下江南水乡丁香小巷的缠绵，长出了坚硬的棱角。他不再沉溺于个人情愫的浅吟低唱，而将目光投向为家国奔走的抗战士兵、寻常百姓，文字里多了山河破碎的痛感、铁骨铮铮的坦荡。

　　作家小思感慨：“戴望舒的诗风在香港起了很大变化。他不再在雨巷口踯躅沉吟。陷入日军手中，深受折磨的他，在中环潮湿牢狱里，用残损的手掌，写下几阕悲壮的心曲。混合了血和泪，描绘一颗赤心。剖白式的呼号，凸显了一个寄居香港的中国人心灵。”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狱中题壁》）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已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髮，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甦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我用残损的手掌》）

　　一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一周月，萨空了终于也在这天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澳门，然后转赴内地。他在最后一篇香港日记中写道：

　　“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帜。” 

　　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人们，告别黑暗，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