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及历史时，常常会引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提醒我们，历史叙事往往是从“现在”出发去关注“过去”，总是面向当前的兴趣与实际关切。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它也揭示出对“过去”的理解受限于“现在”，唯有从当下生活的体验出发，才能够理解历史。这两层含义互为表里，揭示出何为具有生命力的“真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便能理解《里斯本丸沉没》的价值与意义。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千八百一十六名英军战俘在香港沦陷后登上“里斯本丸”，被押往日本做苦工。然而，由于船只没有任何战俘标识，赴日途中遭美国“鲈鱼号”潜艇击沉，八百余人丧生沉船。托尼．班纳姆在书中记录下这场海难，关注每位战俘及上千个家庭的命运轨迹。二○二四年，同名影片将“里斯本丸”的故事带给中国乃至全世界。

　　正如班纳姆在引言中提到，是战俘后代对至亲下落的追问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方励也在访谈中表示，是情感的共振推动他决心制作这部影片。尽管二者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却是一致的──源于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读完本书，我或许无法准确记住船上每个人的名字，但他们的故事却直击内心最柔软之处。日记、书信与回忆共同搭建起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世界：既有绝境中的挣扎、无助与绝望，也闪烁着对亲人的思念、求生之渴望与人性的微光。班纳姆记录下沉船后失踪者的姓名，简述他们的生平经历，笔触如同在回忆一位位故友。他们曾拥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却被战争无情打破。这些失踪者是谁？他们或许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当战争来临，普通人又有谁能真正置身事外？

　　后记中每位幸存者及其后代的故事，宛如乐曲终章后萦绕不散的余音。罗恩．布鲁克斯回忆母亲一生的经历：战时随丈夫远离故土，辗转异乡，丈夫罹难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幼子。巨大的悲伤与生活的艰辛最终压倒了她，让罗恩在中学时代又失去了母亲。他的叙述虽克制，却透出一种隐忍而真切的痛。每每读到此处，总在不经意间湿润眼眶。正如方励导演所言“活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战争创伤从不止于个人，更影响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正因如此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里斯本丸”的故事才至今仍令读者动容。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有八十年，但在当今世界局部冲突与战争依旧不断。身处和平中的人们不应因战火看似遥远而漠然视之。每位读者亦是记忆的接力者，记住“里斯本丸”的故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主动的承担。因为每个人当下的选择，都可能影响我们未来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