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河北石家庄一书店内，小朋友们正在阅读。\中新社

　　一九九八年，二十岁出头的韩浩月，在故乡小镇邮局二楼租了一间小屋，做自己的写稿工作室，隔壁则是邮局局长的办公室。那年月，想在小镇凭借一支笔写稿养活自己，在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们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然而，这间小小的屋子，藏着他的文学梦，也是他日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的起点。

　　小镇邮局只有局长和两位邮递员，浩月每天按时“上班”，俨然是邮局“第四人”，中午休息时，局长常会端着搪瓷杯来浩月屋玩几把牌，两位邮递员偶尔也来围观，但从不参与。

　　那时候写稿，他会在格子稿纸间垫上三四张复写纸，用力写下稿件，第一页寄给想投的报刊，最后一页自己留底。一段时间不见发表也没有退稿信，再把备用稿投出去。在报刊繁荣的上世纪末，很多文学青年都是通过这种海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把工作室安在邮局，自然是最方便投稿和收稿费的，每次收到稿费，矮胖的邮递员就会挥舞着稿费单，冲上二楼大声地说：“又是一笔巨款，晚上哪里喝酒去？”有时候，写稿累了，浩月也晃到邮局分拣报刊的房间，瘦高的邮递员打趣：“大作家，又来视察工作啦？”浩月也顺着话茬逗乐：“好好幹，等局长调到县里，你就是局长啦！”“等哪天你调到北京了，别忘了我们，常给我们写信。”“北京那么远，我才不去呢。”

　　谁料一年多后，二○○○年，有朋友邀浩月到北京，参与创办一份杂志，浩月匆匆在行囊中塞了“那支笔”，开始了“北漂生活”。

　　刚来北京时，租在亚运村北部的龙王堂村，尽管有一份工作，但每天下班回到租住屋，打开朋友淘汰的旧电脑，勤奋地写稿。“我来北京别无他长，只能靠写作改变命运。”每个写稿的深夜，这句话是支撑他笔耕不辍的信念。

　　二○○二年，在一轮互联网泡沫后，浩月失业了，他决心重拾在小镇时的梦想，靠写作养活自己。为此他咬咬牙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因为没有办公地点，也消费不起咖啡馆的写作模式，于是每天背着电脑，在建国门附近的一处小公园长椅上写稿，旁边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有赶时间的上班族，溜娃的家长，锻炼身体的老人，以及一些无所事事的人。

　　然而，微薄的稿费要支付房贷和一家三口的生活，非得玩命不可。浩月跟我讲过一些他的撰稿案例。比如：看电影的时候，他总是选择坐最后一排，一边看电影一边写影评，写一条就用短讯发给等在那头的编辑，电影放完出片尾字幕时，编辑手里已经有了妥妥的千馀字影评；再比如：有时出差或旅行，高速路上接到约稿，就把车停在服务区，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写完交稿继续上路，或者让家人或同行者驾驶，换到副驾在时速过百、耳边不时有货车呼啸而过的场景下专注写稿。

　　很多次和浩月一起出差，喝完酒打完牌通常都凌晨两三点，回到房间后，他仍然要将第二天要交的稿子，保质保量地写完，最后，再把清晨七点准时推送的六根公众号编排完毕设置好定时推送。这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所谓“自由”，那是基于强大的自律和高度的自觉才能获得的底气。这份磨砺让浩月在即将到来的媒体黄金时刻，稳稳接住了机遇。

　　二○○○年前后，是中国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各种类型的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创刊，成都一九九五年创刊的《华西都市报》开风气之先，而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和《信息时报》更是以强大的发行量引领都市报风潮，当时，北京涌现了《京华时报》、《新京报》，上海有《东方早报》，南京有《现代快报》，杭州有《都市快报》，青岛有《半岛都市报》，石家庄有《燕赵都市报》，武汉有《楚天都市报》，长沙有《三湘都市报》，成都有《天府早报》，昆明有《都市时报》，西安有《华商报》等等，举不胜举，甚至三四线城市都有自己的都市报。

　　除了都市报，细分领域的报刊也百花齐放。南方报业旗下有《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南方娱乐周刊》，《南方体育》等，《广州日报》旗下的《足球》报，上海则有《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壹周》《东方体育日报》等，北京有《北京娱乐信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长沙那份发行量惊人的《体坛周报》等。

　　这不仅是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自由撰稿人”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报刊版面众多，版式高级，尤其给特刊和副刊留出巨大的空间，几乎每份报纸都有专栏版、漫画版，甚至还有一些报纸开设了小说、诗歌、连载等版面。

　　如此报刊盛世，撰稿人根本不够用，你会发现，很多报刊频繁出现一些撰稿人名字，有些撰稿人甚至同时在十家报纸开设专栏，当时的报刊也有一定共识，只要不在同城，不同城市或南北城市，同题刊文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互联网并没有那么普及，都市报的读者还是以在地读者为主。除了副刊版面，其他版面的新闻和报道还是以当地为主。

　　我有幸于二○○三年从互联网公司跳去《新京报》，任职副刊编辑，同时参与创刊《新京报书评周刊》。那时候，手里如果有多位像韩浩月这样的“写手”，编辑生涯就如鱼得水。所以，那时候我们中午开完选题会，把稿子约给“写手”们后，就有充分的时间等着收稿了。才有时间和潘采夫、张晓波等在报社活动室的角落，酣战几个小时“跑得快”。

　　那些年，很多媒体人同时也是撰稿人，因为撰稿人确实不够用。有一次和潘采夫、韩浩月在一起聊“自由职业”话题，才知道，那些年，浩月靠写稿月入三四万，而我和潘采夫那时候做编辑，工资还不到一万。可见，我和老潘生生把最好的撰稿时刻给荒废过去了。

　　如今，我们都沦落为“自由撰稿人”，有那么多年自我训练的浩月，其速度和效率还是旁人望尘莫及的。我们在小群里扬言自己今年要写多少万字，出几本书，但基本停留在豪言壮语上，而浩月除了使劲鼓励我们，然后，用一本又一本书鞭策我们。

　　《我没一朵花勇敢》是他二○二五年出版的第三本书，收录了他近来的随笔新作，其中有不少篇章与我有些许关系，读来倍感亲切。每次读浩月作品，对他总有新认识，他的书写充满真情，这份真情，让写作有温度、有力量、有共鸣。这篇小文是读了其中几篇他谈自己的“自由撰稿人”之路的感触，也是对一位始终坚守的笔耕者深深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