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长白山天池之秋。/摄影:高鹏飞
今又重阳,又到了登高望远之时。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曾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后世《太平御览》等曾转录此事,并确认此为重阳登高习俗最早文字记载。由此可知,登高的最初用意是避祸,而避祸利长寿,从而延伸至重阳敬老祈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登高是一件多么富有哲学意味的行为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为最早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词之一,相信这首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在中国少年的修辞训练和人格养成上都会成为一项特别的记忆。登高即超越,即不断打开眼界和心胸,成就更高的智慧。这样的豪情在青年杜甫那里同样被书写得可与天齐,他在《望嶽》中写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蕩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临绝顶才能俯瞰山川河岳,领略造化神奇。可以想见,颠沛流离如杜甫,如果没有年轻时脚下的泰山为他顶住一口气,焉知后来的“三吏”、“三别”、“秋兴八首”会不会成为古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诗史。蕴意相近的古代佳作还有宋代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当然,高层不是高位,拗相公肯定不是因二度为相而自诩高瞻远瞩,古代士人以社稷苍生为己任的胸怀和通古今之变的学养,足以令他以“祖宗不足法”的豪情推动社会变革。
登高并不只为成全诗人们的豪情,岁月“毒打”与现实消磨总会以各种方式,教诗人们体会高处的寒凉。公元七六七年,距写下《望嶽》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及个人动荡屈辱的宦游生涯后,晚年杜甫在夔州写下了亙古名篇《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同样是借物起兴,“风急天高猿啸哀”取代了“蕩胸生层云”;同样是归鸟入画,极目远眺才得一见的翩翩鸿影,已换成了江渚上无声收拢的疲惫翅膀。无边落木似倾颓国运,不尽长江如历史车轮,此情此景,人生羁旅尤显零落,登高更是让自己的孱弱诗心暴露在酷烈现实之中。命运在收官了,百病之身似乎也只有在一杯浊酒中才能找到栖居之所。这是何等惨痛的命运之诗!然而此时的诗人仍是倔强和勇敢的,他没有蜷缩在茅屋或孤舟里,而是把酒临风,在和命运的对视中完成对命运的反抗。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没错,只有对命运的觉悟才能超越命运的苦厄,只有在绝望中挺立才能战胜绝望的荒诞。这并不奇怪,人的处境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无论古今中外,在广阔的时空中,人终究渺小短暂,唯一能超越这渺小短暂的,就是对渺小短暂的觉知,是在这种觉知基础上产生的笃定和从容。
与杜甫历经百般磨难登高遣怀的经历大抵相同,也是在屡遭挫折后,陈子昂登高怀古,凭着对苍茫时空的极度敏感,在特殊历史风物的触发下,于万古愁绪中完成了一次对生命的反观自照。公元六九六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兵发动叛乱,攻陷营州,武则天派出她的侄子,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作为参谋,也随军出征。陈子昂二十多岁进士及第,后来做了一个叫右拾遗的官,职能就是给皇帝建言献策。武则天当政后,自乱朝纲,荒淫专断,陈子昂屡次上书谏言,不仅没有被采纳,还被所谓的“逆党”牵连下狱。此番随军讨逆,陈子昂自然怀救国之志,意图建功立业。然武攸宜鲁莽少谋,致战场形势危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未被采纳,反被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慷慨抒怀,写下了《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真是一首破空而来,凭虚御风,与天地同在,与时间偕老的大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二个字,但它不单道尽了时间与空间的漫无边际,还把在这个苍茫时空中,一个独醒灵魂对于个体生命边界的孤寒领悟,言说得如此浩荡和丰沛。虽然这首诗的创作有着极为具体明确的背景,但最终完成的诗作里,个人命运的不平与怨愤完全被推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落,剩下的是全然跃出一时一人一事,在存在之惑的冷风中挥洒热泪的人类之诗。可以说,用心读过这首诗的人,完全有可能从此摆脱庸常人生中的琐屑与苟且,会在自己心中搭建一座立于人生旷野的幽州台,而立于其上也就站在了人生的有限之上。
岁岁重阳,步步登高。如今,重阳登高成了一项纳吉祈福的活动,登高临远,胸襟开阔,自然有益身心。而插茱萸,饮菊酒,则在品味传统的同时,给日常生活平添了一重审美选择。此时读读古人登高主题的经典诗歌,会在内心深处扩展有限人生,不然,虽身处峰峦之上,仍可能如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所说:“无人会,登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