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十月二十七日,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人们在《多维:中国当代工作室工艺》展览媒体预展上参观。\新华社
中华文明自古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印记,不仅是历史的馈赠,更是未来的资源。
去年十二月,我随全国政协一个代表团再访英国,一种无形的思绪挥之不去:如何追寻中国在世界的印记,重构“东学西传”的历史脉络及其与当代之联系,开启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新时代,让世界重新发现,中国不仅是文明的学习者,更是文明的贡献者?
剑桥的雨:对话与追问
细雨中的剑桥,康河的水汽氤氲着历史的褶皱,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剑桥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旁边,就是纪念徐志摩的小花园。研究院的圆桌前,一位满头白发的中东教授展开一卷泛黄的地图,指尖划过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的虚线:“看,你们的瓷器和我们的羊毛,曾共享同一条路。”他的中文生涩却诚恳,仿佛每个音节都在复刻马可.波罗的惊奇。
项目组的俄籍蒙古族学生递来一本十九世纪传教士的手稿,扉页上毛笔字写着《论语》摘句,背面却是拉丁文注释的《易经》卦象。这些纸张沉默地证明:所谓“丝绸之路”,从来不止于贸易,而是思想的相遇和接力。
临别时,我问:“为何选择研究这条路?”一位年轻学者笑答:“因为它从未真正消失——今天的‘一带一路’,不过是换了列车的旧轨道。”
大英博物馆:被凝视的文明
伦敦的阴天,大英博物馆的穹顶下,图书馆的某一张书桌旁,隐约看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身影,中国厅的游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明代青花瓷在玻璃柜中流转冷光,敦煌壁画残片与希腊雕塑比邻而居。一个金发小女孩踮脚问母亲:“这些花纹是魔法符号吗?”母亲轻声念出标签:“Dragon,象征中国皇帝的权力。”
而在走廊尽头的库房,管理员掀开防尘布,露出成摞未编目的清末外交文书、岭南商人的航海日志。“我们缺乏懂文言文的人手。”他苦笑,“这些故事在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
离开展厅时,夕阳正掠过罗塞塔石碑——三种语言铭刻其上,让学者得以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而这里的中文档案,仍在等待自己的“破译者”。
曼彻斯特的纸页:沉睡的记忆
曼城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羊皮纸与宣纸共享同一缕暖光。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摹本静静摊开,墨迹里藏着测绘传教士与清朝官员的争辩与妥协。隔壁书架堆满民国时期的上海外滩明信片,背面潦草的英文写着:“这里的旗袍比巴黎时装更大胆。”
管理员抱来一匣未整理的岭南戏曲唱本,虫蛀的边角簌簌掉落碎屑。“有些唱词我们看不懂。”她说,“但每段旋律里都有茶叶的味道。”
窗外的工业革命老厂房投下斜影,我想起澳门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原来帝国余晖与文明碎片,都在他乡成了供人凭吊的标本。
巴斯浴场:温泉里的文明褶皱
罗马浴场的硫磺雾气中,导游指着一块出土的汉代铜镜残片:“看,这是军团士兵从东方带回的纪念品。”我心里暗暗在问:“是三星堆的军团吗?”
蒸腾的热气里,穿唐装的留学生志愿者正在讲解,英语里夹杂着“阴阳平衡”和“温泉养生”。我们舀起温泉水品尝时,她突然背诵《兰亭集序》:“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暮色中,古罗马石柱与乔治亚式建筑交错,我想起澳门大三巴牌坊——那些被火吻过的石雕,何尝不是另一种文明的“浴场”?
归途札记:未完成的叙事
希思罗机场的电子屏滚动着中英双语广告,英国红茶与安溪铁观音在免税店共享货架。
翻看此行笔记,忽然读懂那些未整理档案的隐喻:它们像被季风吹散的蒲公英,在异国土壤里沉睡,等待一场逆向的“西学东渐”——不是传教士的布道,而是中国人自己的文明考古。
飞机掠过泰晤士河口时,云层下的灯火如流动的瓷釉。或许该给澳门写信:让妈阁庙的香火接引这些流浪的纸页,让土生葡人的甜点师傅与岭南古籍修复师共坐一席——因为文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而在日常的对话与咀嚼中。
后记:从澳门再出发
每一件流散海外的文物,都是文明的使节,而每一卷未启封的档案,都是待续的史诗。当我们追问“何以中国”,答案或许藏在他者的凝视里——就像透过威尼斯的玻璃镜,才能看清紫禁城的琉璃瓦究竟折射出多少种光。
无巧不成书,这些琉璃瓦,却和英国红茶一样,与澳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孙中山先生,也是从澳门经香港到英国避难的。我突然醒悟,澳门不就是中西文明对话的“原点”?没错,澳门就是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钥匙,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验场。但如何将澳门从“全球化初代节点”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新起点”?
我脑海中一时想不到明确的答案,还将继续思索。但是,我内心坚信无疑,从澳门再出发,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历史的厚度照亮未来。这座中西荟萃、古今同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城市的真正力量,正正在于她证明了文明交融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人类曾经实现、并可再次抵达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