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湖北省巴东县长江江面被云雾笼罩，船行其间若隐若现。\中新社

　　那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到台湾，之前给居住在台北板桥的表舅写了信，但却一直到临行前也未得到他的回信。有一天在台北与当地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相聚中，恰巧与一位电台主持人廖先生邻座，聊起来他得知我出生于湖北，便说他的夫人也是湖北人，还说在台湾有湖北同乡会，他们常聚在一起。

　　这让我心中一动，便说我的表舅也来自湖北，表舅前些年已经和我们家取得了联系和书信来往，但这次来台湾前我给他写信却未曾得到回复，也不知能不能找到他。廖先生一听，立刻很热心地说你把他的住址告诉我，我来查查电话。

　　他起身到了外边一个座机电话旁，查询了一番，没一会儿竟然叫我去接电话，说找到你的表舅许先生了。我一时不敢相信，却果然从电话里听到了一位老人带着嘶哑的声音，叫出我的名字，而且说真的是你吗？

　　我说是真的，我从大陆到台湾来了，家里人都希望我来看看您。

　　这位表舅我从未见过，但他早已在我母亲的叙述里，也在前些年他写来的书信里，清雅的毛笔小楷，宣纸竖行，每封信都有好几页，他写到对家乡湖北三峡的思念，写到儿时的求学路，初到台湾时的孤独，对老母亲未能尽孝……动情处泪痕点点，濡染了墨迹，他用一个圆圈起来，一旁写，“不好意思，老了老了还时常落泪”。

　　表舅在电话里激动得语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明天要来我们的住地看我。我说应该我去拜望您。但他很坚持，说一定要来接我。然而到了第二天上午，我朝宾馆的大门张望数次，又在房间等候多时，也没见表舅来，便按找到的号码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一位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女士，也就是我的表舅妈，在电话里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我才听懂原来表舅昨天因为太激动，心脏感觉不太好，今天一早去了医院。

　　我听后大吃一惊，这天上午便什么事也没干，守在电话旁等候表舅家的消息。直到中午，表舅亲自来了电话，我一颗心才算踏实。表舅说他是老毛病，不要紧，但医生不让到处走动，让我去他家，他就在板桥的和平公园门口等我。

　　于是那天中午，台湾女作家王女士把我送到出租车前，对司机说你一定要送到哟，我把你的车号都记在这里啦！

　　板桥离我们住的饭店有十多公里，车走了好一阵，司机说到了。和平公园门前，天色暗暗的，下着小雨，一些人打着伞进出，可我一眼就认准了表舅。那位微微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温和的眼神里充满了期盼，有着跟我妈一样的宽额头、洁白的牙齿，我毫不犹豫地下车朝他走去。老人也毫不犹豫地迎上来，一把就握住了我的手，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快到我家去吧，就在这附近。

　　我听出他的话里仍然带着浓重的乡音，表舅是湖北巴东县宝塔河人，父亲很早去世，寡母做针线活供他读书，少年义气的他后来到武昌黄鹤楼下报名参了军。那次参军需要文化考试，他居榜上第三名，他把这个得意捎回了家乡，但从此却没了音讯。后来家人才辗转得到消息，说是表舅的军队去了台湾。两岸通航之后，表舅回过一次家乡，亲人们才知道他后来改行做了教师，成为一所国中的教导主任。因为在家乡曾与一位女子订婚，所以他结婚很晚，快四十岁才娶了一位高雄的护士，生了一儿一女。

　　我随表舅进了他的家门，他们刚从高雄搬到这边来，电话也都换了，难怪从前的电话打不通。舅妈是一位瘦小的妇人，用闽南语一个劲说你坐你坐，表舅的儿子正好也在家，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大学毕业才几年，文静而又明亮地笑着，说欢迎欢迎。我还未坐稳，表舅就忙乎着递来水果，说这是台湾的李子，很大很甜，你尝尝，这是莲雾，也很甜，你也尝尝……

　　舅妈沏来一壶乌龙茶，表舅给我倒在小杯子里，酽酽的，闻着就很香。可表舅倒茶的手抖得厉害，茶水几次泼洒出杯沿，我忙起身从他手里接过壶，说我自己来。表舅明白我的目光，怆然说道，前几年中了一次风，手也抖了，不听使唤，写出的字也不成样子，接到你的信，知道你要到台湾来，心里真高兴，可没法提笔回信。我听着，心里酸痛。

　　喝着茶聊天，聊得最多的是长江和宝塔河，他说从前坐船从巴东到武汉要走半个月，现在一两天就到了。我说还有更快的高速公路，只需几个小时就到了。他感慨地说是啊，家乡变化太大了，只是宝塔河上要再修一座小桥就好了，那条河平常时候水很浅，可一下大雨就凶猛得很，娃娃们要是去上学，回来是过不了河的，上次我回到家乡就想捐点钱让乡政府修座桥，这事我一直还没办。

　　我说您要下次回来，我去陪着您。他笑了起来，说那当然好。我拿出四幅湖北画家的山水画，画的正是长江三峡一带的风景，是我来台湾前特意请朋友给表舅画的。他们全家仔细地看着，议论个不停，表舅眼睛发亮地指点着画里的山峦，说我家就在那山里边嘛。

　　不知不觉，窗外的日光渐渐淡了下去，我不得不说我该走了。表舅的表情立刻变得慌张，说你就要走？不吃饭？全家人都跟着一番挽留，我说来的时候跟朋友们说好，晚饭前赶回饭店，要不然会让他们着急的。在依依不舍的道别中，表舅打着伞把我送到和平公园门前，雨比来的时候下得大了，他把伞的多半罩在我的头上，却不管自己打湿了半边身子。

　　到了街前，他给我叫了出租车，也朝司机叮嘱了一番，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说这是一支金笔，你不是写作吗？又递过一个信封，里面却是一叠台币，说这是你舅妈她们的规矩，凡是家里来的小辈人都有的，你要不收下她会生气的。但我还是把那个信封给他塞了回去。

　　可等到车开动之后，他却又从车窗塞了进来。我回过身，看和平公园门前表舅的身影一点点远去，就像一幅画，合着一阵阵酸痛刻在了我心底。

　　离开台北的那天，我在机场给表舅家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去很健康，这让我开心了许多。后来我把在表舅家拍的一些照片冲洗出来，然后寄给了他，但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我知道表舅中风的手已不再方便提笔写字，但我猜想，那些酷似他家乡的山水画以及我们相逢的照片，一定会给他带去很多欢乐。

　　而我常常是在看到“和平”两字时，就不由会想到台北板桥的和平公园，想到住在那里的亲人。尽管每当想起时，心里就会升起一阵阵酸痛，但我知道，那是因我们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