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那年，家里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用了我的名字，叫“芸芸副食店”。那间店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姐姐、也就是我姑妈的。当时已经在镇上立稳脚跟的她，为了让我们一家能走出农村，也为了让我能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在镇里上学，把房子无偿租给我们，让我们开个小店赚点钱。

  房子挨着小镇的一条主干道，一共三层，坐东朝西。一楼临街的那间，就是小店门面。小店不大，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平。一个几乎顶到天花板的木制陈列柜、两个呈“L”形摆放的玻璃展示柜，还有两张桌子和若干椅櫈。长桌带抽屉，就算是收银台了，上面还摆着一台电视。另一张折叠圆桌，则是全家吃饭用的。

  小店卖的东西也不多，大多是日常所需，油盐酱醋、烟酒以及日用品等。当然也有让孩子们挪不动脚的零食：棒棒糖像一个个大头娃娃，整整齐齐地“站”在一个圆桶上，还是五颜六色的；放口香糖的塑料架子，用指尖轻轻一拨，就会“哗啦啦”地旋转；胖乎乎的膨化食品被一串一串悬挂在陈列柜上，谁要了就撕下一包。夏天，小店的冰柜更是成了小朋友们的百宝箱︱火炬冰淇淋、三色杯、绿豆棒冰、碎碎冰，还有“七个小矮人”──打开是七种不同颜色的小冰棍。

  小店面朝大马路，背靠居民区，并排临街的门面房也几乎都开了店，有早餐舖、小诊所，还有摩托车修理舖……小店一天到晚很少有冷清的时候。除了来来往往的顾客，更多的是附近的街坊邻居。小店就是我们那一带的公共客厅。下班路过的人总要先聊上几句，到了饭点，媳妇来催，才依依不舍离开。我们多在店里的折叠圆桌上吃饭。吃饭时，邻居们也会自然地坐在旁边，没吃的就凑上一口，喝点小酒。在家吃完饭的，又会第一时间拎着保温杯来小店“报到”。

  小店的电视几乎一天到晚都开着。那是我父母结婚时买的，只有二十一吋，甚至没有遥控器，但却是十里八乡最受欢迎的一块屏幕。一九九九年春天，大家从小店的电视里得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消息，小店也瞬间炸开了锅，叔叔伯伯们拍着桌子骂，阿姨们红着眼眶；同一年秋天的国庆阅兵，大家又挤在小店的电视机前，看到国家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豪、赞叹不已；二○○二年世界杯，小店更是成了看球圣地，大家时而振臂高呼，时而捶胸顿足，声浪几乎要掀翻小店屋顶。

  南方湿冷的冬天并不好过，尤其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年代，小店却总是暖烘烘的。门一关，大家围坐着一起聊天、嗑瓜子。小店是水泥地，瓜子皮可以直接吐︱我妈妈一直坚信，这样嗑瓜子才更香。夏天的晚上，阵地则转移到了小店门口的花坛边。晚饭后，大家摇着扇子来乘凉，大人们喝茶、谈天，小孩们追逐嬉戏，马路上车辆疾驰，这些声音汇成了我童年夏夜的交响曲。

  很多人知道我家里开小店，都羨慕得两眼放光，觉得有吃不完的零食。但那些零食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小店反而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我们一家。我的父母永远不能像其他家长一样，一起陪我出门，就连过年走亲戚，也要轮流看店。他们被迫自律，稍晚开门，邻居的敲门声或电话铃便会响起。偶尔大人忙碌，看店的重任就会落在我肩上。我只能强忍眼泪，拒绝邀我出去玩的邻居家小孩。那时我觉得，开小店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可不管我喜欢与否，小店一直开到我小学毕业，悄然完成它的使命。小店微薄的利润撑起了我们在小镇的生活，也让我们结识了村子以外的人。我也在小店每天推拉门的开关声中，一天天长大了。

  开小店的时光已经离我非常遥远了。但我总忘不了这样一个冬夜：我背着书包从学校晃晃悠悠回家，天已墨黑。推开小店蒙着水汽的玻璃门，一股混杂着火锅味与人气的暖流瞬间将我包裹，逼仄的空间里挤满了人。倚在柜台边的叔叔回头招呼：“芸芸，回来啦！”坐在狭窄通道的伯伯笑着收起二郎腿，好让我侧身挤进去。父母已坐在圆桌旁，火锅的热气模糊了他们的脸。“怎么又这么晚？”母亲一边嗔怪，一边递来碗筷。靠墙坐在长椅的阿姨笑着替我开脱：“哎呀，小孩嘛！”几位早已吃完晚饭的邻居伯伯，背对着我们而坐，正为球赛斗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