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游客在澳门历史城区游览。\新华社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是一座丰富而独特的语言实验室,也是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天然理想场所。中葡两国政权移交的过程,又生动体现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比较澳门回归祖国前后语言政策,还可以看出“一国两制”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
今天,当我们回溯澳门语言研究三十载历程,不仅是在梳理学术史,更是在解码一座城市以语言为纽带,完成主权回归与文化重构的文明实验。澳门大学程祥徽教授早年对回归前“中文官方化”的全力推动和回归后“双官方语言”的前瞻性研究,充分揭示了澳门语言问题的核心──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权力结构的镜像,是文化认同的载体,是话语权博弈的无声战场。
主权回归与语言权力重构:历史转折中的话语权让渡
澳门回归前的独特语言生态,是殖民权力话语的缩影:葡语垄断行政司法领域,绝大多数人口使用的中文反而被边缘化为市井语言。程祥徽等学者敏锐意识到,语言政策不单是技术问题,更是主权象征的交接与话语权力的再分配。
首先是话语权的制度性转移。一九九三年颁布的《澳门基本法》确立中葡双语官方地位,从法理上终结了单语霸权。但法律文本的平等不等于现实话语权平等。过渡时期中文官方化的艰难进程和回归初期葡语在政府公文、法律体系中的惯性主导,折射出制度变迁与文化心理转型的时差。
其次是语言消长的权力隐喻。从过渡时期澳门公务员纷纷学习葡萄牙语,到过去二十五年葡语使用人口从百分之四降至不足百分之一,而普通话普及率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二○二三年数据),这种此消彼长,表面是语言实用性选择,深层则是政治认同转向与经济话语权重组:普通话成为国家认同的纽带,英语崛起则对应了澳门国际化金融定位的需求。
澳门实践:多语共生中的话语权平衡艺术
澳门十分珍贵的经验,在于以制度设计巧妙化解了语言权力冲突,成功构建了“多语分层共生”模式。
首先,法律领域展现“双轨制”智慧:从回归前法律条文以葡文为基准文本、中文译本具同等效力,到回归后法律条文以中文为基准文本、葡文译本具同等效力,既尊重历史法统,又保障主体语言权利;同时,司法系统双语并行:初级法院中文审理超过百分之七十,终审法院尚保留较大比例的葡语程序。权力在语言妥协中实现平稳过渡。
其次,社会语用存在功能分层:政府公文在回归前后分别以葡、中文为主,保障行政效率与公民赋权;商贸金融领域中英双语并行,是全球资本流动需求;文化遗产中葡语留存,则体现了历史记忆的符号性存续。
第三,教育领域推动多元认同培育:三文四语(中葡英+粤语)教育体系,使新一代既能用普通话对接国家发展,又以葡语维系与葡语圈纽带,更借英语参与全球对话,同时,继续使用粤语保持当地的习俗和当地文化特色── 多重话语能力即多重发展权。
话语权博弈的当代挑战:警惕隐性权力失衡
澳门模式的成功常被简化为“和谐共存”,但暗湧的张力仍需警惕:
其一是普通话推广中的文化焦虑。粤语母语者面对普通话教育普及,产生方言文化式微的隐忧。需明确国家通用语推广不应以消灭方言为代价,而应建立“通用语─方言─外语”的功能互补生态。
其二是葡语的符号化危机。当葡语退出日常交际,仅作为法律术语或文化遗产存在,其实际话语权已被掏空。澳门需思考如何让葡语超越政治符号,成为中葡平台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经济文化资本。
其三英语霸权的渗透风险。国际资本助推英语在高端服务业垄断地位,可能形成“英语精英阶层”与“单语基层”的社会割裂。多语社会应防范新的语言阶级主义。
澳门经验的全球启示:构建“文明对话型”话语权范式
在单边主义抬头的世界,从殖民地转变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模式,彰显超越零和博弈的智慧:
一是构建了“去中心化”话语权结构。拒绝任何一种语言的绝对主导,通过制度保障各语言在特定场域的权威性,实现“功能赋权”而非“地位压制”。
二是实现了文化遗产的话语转化。将葡语从殖民遗产重构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超级联系人”,老街区葡文路牌、土生葡菜名称等成为文旅IP──历史创伤符号转化为文化资本。
三是找到了“低政治化”语言治理路径。澳门避免以政治运动推动语言更替,而是依托市场选择与社会协商自然演进,为深层次语言冲突提供软着陆方案。
结语:语言即命运共同体
以程祥徽先生为首的澳门语言学家三十年前种下的种子,今天已长成独特的语言生态景观:真正的语言平等,不在使用人数的多寡,而在于每种语言能否在文明谱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标;持久的话语权平衡,不依赖强制均质化,而需要建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功能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可以减少误读、有效沟通的话语体系。
此刻,我们面对百年不遇且变幻莫测的世界复杂局面,又站在历史的一个关口,澳门的经验颇值借镜:当人类在语言冲突中陷入“巴别塔困境”,这座小城用二十五载实践证明──多元不是分裂的诅咒,而是文明的解法;话语权从非你死我活的争夺,而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共鸣。如果我们循着这条路径前行,相信可以构建出人类的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