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钱泳《履园丛话》有一则《安顿穷人》，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

　　接下来讲的是乾隆年间的两起事件。先是陈宏谋任江苏巡抚，认为妇女入寺烧香有伤风俗，下令禁止。於是原来春天郊遊烧香旺季，客流寥寥，轿夫、船夫、挑夫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陈宏谋迫於压力，不得不取消了禁令。而后胡文伯担任江苏布政使，却又重蹈陈宏谋覆辙，禁开戏馆，又有不少人生计无着，民间怨声载道。

　　钱泳在文中质疑，烧香、唱戏等，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於治？”“寺院、戏馆、遊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当时的户部主事潘奕隽有一首诗：“人言蕩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可谓形容得恰如其分。为政不可操之过切，否则可能好心没有办好事。

　　其实，陈宏谋也并非首创。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也有类似的记载。康熙年间浙江巡抚朱轼，一切按照古礼治民，波及的範围更广，搭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遊山、听戏诸事，全都被禁。而后李卫主政浙江，悉数放开，一切听从民便，百姓欢声雷动。

　　除了考虑经济和就业因素，李卫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他认为诸如戏园、茶馆、酒肆、赌坊等地方，具有特殊用处，“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因此，李卫巡浙时，社会治安反而比朱轼时期更好。史籍评价李卫时，就称讚他“尤善於捕盗”。

　　朱轼、陈宏谋都是康雍乾时期的名臣，学问渊博，品行醇厚。而李卫读书不多，当年是花钱买了个员外郎，才踏入仕途，向来被科举“正途”出身的翰林进士瞧不起。但要讲到具体临民治事，朱、陈等人就不免迂腐，脱离实际，反倒不如李卫这等实幹型官僚的手腕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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