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席梅贻琦约请冯友兰、雷海宗、罗庸、潘光旦、汤用彤、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吃饭，“商写刻纪念碑事”。经过讨论，确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由冯友兰撰文，罗庸书写，闻一多题写碑额。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西南联大纪念碑同日揭幕。

　　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先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再介绍西南联大的构成形态，碑文的重点是对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的提炼概括：“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以其相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以往“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而“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当年西南联大在“初定校歌”之时，就“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面对抗战胜利三校即将复员北归之盛况，冯友兰感慨“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其铭最精彩处，当为“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茄吹，情弥切……视金瓯，已无缺……中兴业，继往烈……同艰难，共欢悦”等句。

　　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碑文，精彩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他又写了一篇《联大纪念碑文自识》，对自己当年撰写的碑文大加讚赏，认为“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於唐宋之古文”。

　　能如此坦然自夸的学者，近代以来，为数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