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人生遇过几次转折，其中一个发生在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休谟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在世时供给了休谟不错的教学与生活，而在死后却没有留下太多家产给这个养尊处优的儿子。

　　当时，休谟惊觉自己的处境，放下了要成为文学家的梦想，决定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一七三四年，休谟到布里斯托从商，不到“几个月后便发现这种职业完全不适合”他。他写道：“我下定决心以节俭度过贫困，保持自由之身不受影响，对提升文学才能以外的事物全然不屑一顾。”觉悟后的他写成了经典作《人性论》，以及花了十五年完成《大不列颠史》一书乃后话。

　　休谟在职场花了几个月觉悟人生，田园诗人陶渊明则花了八十馀天。在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年），陶渊明决意辞去任职仅两个多月的彭泽县令一职，临行前写了《归去来兮辞》以明志。

　　在《归去来兮辞》的原文序，陶渊明自称，当初他出任县令一职是为了解决饥寒，而归隐乃因任职的痛苦尤甚于饥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陶渊明为了未来的安乐自在，决定归隐。

　　归隐之后，一定会快乐吗？其实，当时的陶渊明也未必肯定，毕竟《归去来兮辞》写于临行之时，是他想像出来的田园美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感到“鸟倦飞而知还”，同时“审容膝之易安”，即觉悟了屋子虽狭小得仅能容纳双膝，却容易心安。

　　我想，如果十八世纪的休谟，回到过去遇上东晋时的陶渊明，他们是否会气味相投而惺惺相惜呢？或许，陶渊明还会告诫他：“既然决定了要平凡生活，就别再去回想那些世俗的职位了！”

　　如果休谟可以学到陶渊明一般，决定归隐便不再问世事，那他就可以避开（带了一点委屈的）另一个人生转折：在成名后，休谟曾经先后申请两所苏格兰大学的教职，均被拒于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