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数月，再次收到来自意大利的电邮，打开却是一封讣告：去年十一月底还和我联系的意大利人白龙（Bruno Bertuccioli）去年十二月突然去世。

　　我与白龙最初结识于二○一八年。通过他的电邮得知，这又是一位读了我有关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的英文专著、来找我的“金陵女儿”家属。他告诉我，他的亡母曾在金女大就读，但生前不愿提起在南京的经历，和他的外祖母关系也很僵。他母亲和他父亲“私奔”到意大利后，只在一九七六年回了娘家一趟，待了一夜就离开，直到八十年代外祖母去世。他希望多了解母亲的过往，包括她一直不愿提起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家经历，所以打算去南京、上海查资料。当时我为他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几位老师。可惜这次旅行他没有更多发现，之后新冠疫情来了，旅行更加不便。

　　去年十一月底我重启“金陵女儿”故事的研究，又和白龙取得联系。他热情回应，乐意为我提供信息。还告诉我，他已创作了一本有关他母亲、外祖母的长篇小说，正在修改，不日出版。但此后再无音信。我以为是因为圣诞、新年临近，他忙着和家人一起庆祝，也没再打扰他。今年四月份再给他发电邮，等了一个多月，最后收到的却是来自他女儿的唁电。

　　白龙的父亲是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一九二三至二○○一），他母亲叫黄美琳，一九三一年出生于杭州，四十年代末毕业于南京市汇文女子中学，而不是金女大。女性在公共领域缺乏“能见度”的年代，她们的人生经历往往需要借助一位男性亲属或师友才能被记录、流传。白龙已逝，但愿黄美琳的故事最终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长久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