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承压、中产滑落，在近期内地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影片由徐峥执导并主演，讲述互联网大厂中层高志垒人到中年却突遭裁员，在父亲药费、女儿学费、房贷家用等重重压力之下，他割弃了中产阶级的职业自矜，选择加入“外卖大军”。借由高志垒的眼睛，电影勾勒出外卖员群体的生存困境与职业画像，对外卖算法压榨、职业身份危机等现实问题进行反思。

　　影片自上映以来，评价两极分化。有观众认为，电影以泪水与笑声交织的轻松叙事，直面中年人“苦不能说、累不能歇、痛不能言”的辛酸生活，情节不仅关乎个体命运波折，更是当下社会问题的生动写照。但也有部分观众认为，影片以精英视角对外卖员群体进行“居高临下”的凝视，多少有点“消费苦难”之嫌。

　　客观来看，该片的确存在“苦难叙事”的特点，创作者将极端化的生活难题，摊派到各个外卖骑手角色身上，展现个体被时代裹挟的无奈和唏嘘。但它并未以“打怪升级”的“爽文”形式来美化苦难、抹除不公，而是将人文关怀延伸至处于城市边缘、面临生存困境的人们。对此贴上“消费苦难”的标签，未免有失偏颇。

　　事实上，几年前徐峥监制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对严峻的医疗问题进行凌厉的刻画，当时并未受到类似质疑。此番《逆行人生》围绕降薪裁员潮、社会内卷化等热点，诠释“阶层滑落”的主题，观众之所以不买账，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电影所描写的离生活太近，身处“苦难”中的人们不喜欢品味苦难，感官稍一受刺激就容易“破防”。

　　也有部分观众对影片提出更高的道德期待，认为相比《我不是药神》的发声与追问，《逆行人生》在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反思上矮了一截。这种评价显然是中肯的，但要求一部电影对社会沉疴给出解题思路，也难免有些苛求。

　　不管怎样，影片编织出一幅生动的“社会众生相”，将城市边缘群体拉进大众舆论场，已经完成其所承担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