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写过一篇《吃酒》,讲的是一九二一年留学日本时与朋友一同吃酒的故事。
两千多字的文章里,倒有二百多字在讲筷子:“……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去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地非常快适。用后就丢弃,价廉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中国人用竹筷,也是洗过再用,很不卫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卫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签一样,只用一次,真乃一大发明……”
百多年后的读者,读到此,恐怕鲜有不莞尔一笑的:这不就是一次性筷子吗?哪有那么神奇呢?而且也不符合环保呀。但须知时代不同,如今司空见惯甚至逐渐被抛弃的,在当时却是新出现的稀罕物,竟然让初出国门的丰子恺赞不绝口。
电灯开关,而今两三岁幼童操作自如。倒回一百多年去,有些二、三品的文武大官,都吓得不敢一试呢。塑胶袋刚发明之初,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可以大量取代纸质购物袋,减少森林砍伐。时过境迁,又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发明,因为难以降解,成了污染环境的罪魁。然则,若以“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去苛责前人,就不够厚道了。
就像今人读胡适的白话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会觉得平平无奇。其实这也不出奇,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将此诗念给儿子听,沈公子就不客气地说:“这种诗像小孩子写的!”沈从文回答:“那时候能写这种小孩子东西已经很了不得。没人提倡这些,你就读不到那么多新书,我也不会写小说。”人类的进步,就是在不断探索修正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