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又被称为笔耕。翻读閒书时，我顺手记下了一些文人的经济账。金庸二十多岁时创编《太平洋杂志》。在这本只出了一期的杂志上，他把翻译《基督山伯爵》的计划广而告之，介绍说这是“西洋流传最广的小说”。该书第一册定价为二百五十元，预约八折，批销六五折。这个价格可不低，要知道，当时金庸的月薪只有五十元左右。

　　就像地里长庄稼也长果树，稿费之外，审稿费也可归入笔耕收益之中。后者有时较前者更为丰厚。八十年代，文学史家陈子展一篇写《诗经》的文章将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刊前，请朱季海审稿。文章稿费四十元，审稿费则为八十元。朱季海是当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很受老师看重，誉为“千里驹”。

　　写到这里，想起另一位章门弟子鲁迅。前些日子重访北京阜成门内的鲁迅故居。当讲解者说到鲁迅买下连同翻修此处房子花了银元二千时，在场者惊叹不已：当年的文人收入真高。没错，民国时期的大文化人如鲁迅确属高收入阶层。根据鲁迅日记推算，一九二三年他的收入不少于两千零九十二元，其中包括了教育部的薪水，北大、北师大等校兼职，版税、稿费等；一九二四年则不少于两千一百六十八元。一年收入即能在北京置业安家，这是今天绝大多数文化人绝不敢想的。

　　当然，如今亦有笔耕富豪。中国作协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到五点二亿人次，网络文学二○二三年营收规模约三百四十亿元。所谓“键盘一响，黄金万两”，订阅打赏、版权销售、广告和衍生品等共同堆成了网文的高额利润，造就了不少版税过千万甚至过亿的作家。科技给文化人开出一片肥沃的土地，让辛勤在互联网这块新田地的笔耕者得望前贤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