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有一门“生死学”选修课，已经开设了二十馀年，场场满座，颇受欢迎。清明节前夕，笔者曾试图联系采访，却意外地发现，因主讲人胡宜安教授届龄退休，该课程已暂停开设。遗憾之余，更感慨当前生死教育所面临的窘况和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思想长期主导着生死观的构建。现实生活里，死亡往往成为“不可言说之物”。这种集体缄默的直接后果，是青少年对死亡的认知两极分化：一部分沉迷于“转世、复活”的玄幻叙事，另一部分则将自杀工具化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近年来青少年自杀、自伤事件频发，暴露出生命意义感的普遍匮乏。

　　但目前，生死教育并未被列入内地基础教育大纲，很多中小学校都以“孩子承受力不足”而回避试点探索，而内地高校中设置生死教育课程的也为数不多，且大部分以选修课为主，尚未形成制度化课程体系。

　　创设“生死学”课程的胡宜安教授，是内地高校首批在这一教育领域大胆创新摸索的“孤勇者”。他在课堂上让学生假设自己死亡的情境写遗书、立遗嘱、写墓志铭，帮助他们慢慢克服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学会如何爱与被爱。二十馀年间，它从一门仅有寥寥数人选修的“奇葩课”，发展为一座难求的“网红课”，可惜却在胡教授退休后悄然停摆，充分显示生死教育当前仍属“小众启蒙”，高度依赖个体的坚守，缺乏系统性的师资培养机制及课程设置制度性保障。

　　其实，生死教育的终极目标，绝非培养对死亡的麻木接受，而是激发对生存的炽热珍视。正如庄子鼓盆而歌带给我们的启示：对死亡的彻悟，终将消解对失去的恐惧，启发人们更豁达、更理性地拥抱未知。这种对生命周期的完整认知与从容应对，正是中华文明“生死两安，万物和宁”人文理想的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