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当然是用来读的。但在塑胶袋不普及的时候，报纸还用来做包装纸，包粉肠、油条。但报纸还有其他用处。

　　比如，报平安。一九六八年，多家报刊载冰心逝世。在台湾的梁实秋撰文哀悼。后来有朋友从香港寄来剪报，是《大公报》子报《新晚报》的报道《冰心老当益壮酝酿写新书》，才确定安心。

　　比如，查资料。一九五○年，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陈云，专门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抄录当时大中城市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以研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问题。

　　比如，当教材。作家孙犁在北平读中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

　　比如，裱糊房间。还是孙犁。夫妇联手修饰“幸福的窝巢”，妻子刷浆糊，他糊墙。孙犁把一整月的《大公报》，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孙犁怡然自得，“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比如，传递暗号。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丁默邨等大汉奸都被囚禁在重庆。周佛海儿子周幼海最先被释放，丁默邨特意嘱咐他，到成都后，设法在《大公报》上刊登个广告。这样他们读到报纸就会知道他的景况。

　　比如，“怼人”。西南联大时期，汪曾祺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夫人）施松卿，受其影响，写了一些散文，刊登在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副刊上。后来汪曾祺常常“惋惜”：“那时候她的文笔还挺不错，现在写的什么呀，干巴巴的，一点味道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