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粤语音乐剧《大状王》赴京演出，好评不断。在我看来，成就此剧之精彩的是“三味”，即港味、戏味、人味。

　　“港味”是《大状王》最明显的特点。不论是方唐镜、宋世杰，还是满场好听的粤语歌，抑或岭南风土、俚言俗语，都让作品洋溢着港风。港台文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我们接受《大状王》的人物和故事，欣赏剧中唱段提供了基础。至少对我而言，看到一开场方唐镜跋扈、嚣张的样子，就想起港片《审死官》，顿生“爷青回”的开心。而《大状王》的港味又不限于文化符号。天理良心的拷问，对簿公堂的审问，公平正义的追问，无不流露出市民文化的伦理底色，表达了中西交汇融铸的港式现代性。

　　这一切在剧中呈现为充沛的“戏味”。李四被害、秀秀杀夫、万福堂假药这三个案子划分出递进的篇章。当方唐镜以“宋世杰”的身份，赴京诉讼，以身破局，从连女仆都厌弃的恶讼棍变为百姓爱戴的“大状王”，由恶向善的过程承载了该剧的核心冲突。而只有方唐镜能见到的鬼魂阿细，时而是方的索命人，时而是其破案帮手，时而又是方的良知化身或人格镜像，“鬼”的身份为“戏”的建构提供了灵活施展的空间，不动声色揭开方唐镜与宋世杰的陈年旧事，也使“果报”等本土超验叙事顺畅展开，对形象塑造和丰富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

　　顺着一人一鬼的纠缠，《大状王》在中国文化的逻辑里把观众的思绪引向“如何做一个好人”的主题。方唐镜或宋世杰，何淡如、秀秀……作为角色，他们是不同的人，作为象征，他们又是人性的不同侧面。《大状王》以艺术语言谈哲学，用尽台词、唱段、肢体、表情以及舞美等一切手段，把“何以为人”“何以为善”层层剥开，淋漓尽致展现了温情与欲念，更坚定宣示了人性向善、公道在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