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老家热得早。照理“三伏天”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今年七月二十日入伏，八月十八日出伏，共三十天，但到七月七日进入小暑为止本地已连续“高烧”两周。六月底那周每天最高气温都在三十八九摄氏度，早晨一起床就是三十度，夜幕降临后还有三十四五度，空气湿度还高，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本地的防晒达人各显神通。有的穿短袖T恤戴长护袖，有的用口罩或手帕蒙住脸，还有的在帽子下垫块毛巾，遮挡后颈的日晒。电瓶车架上了遮阳棚，外卖小哥全身裹得密不透风，只露出戴墨镜的眼睛。我没什么防暑妙招，既然不用上班，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之间不出门而已。

　　气象台说，老家最热的夏天发生在二○二二年，那年有超过五十天最高气温在三十五度以上，且最高纪录超过四十度。看着今年窗外阳光下白花花的一片，我却不记得三年前的火热了。只记得二○二二年暑假从美国回家探亲，因疫情隔离两周，上海三天，老家十一天。到家后每天在小区广场测一次核酸，后来每天又加测一次抗原。必须戴口罩、扫码、测体温出入小区，后来又规定每天每户只能进出小区一次。我本该去某写字楼的会议室举办线上讲座，小区临时封闭，不得不用不太可靠的家用网糊弄过去。

　　往事当然并不如烟，但人的记忆有选择性，艰难险阻在最低和最高阈值之间事后才能被忆起。难度太低了会湮没于无数鸡毛蒜皮的日常细节中，太高了则超越人的心理承受力，我们出于自保会下意识将其封存。只有难度合适的挑战才能达到“杀不死我们的会让我们更坚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