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这是史铁生引以为傲的。

　　“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这是汪曾祺的自述。

　　余华，则是拔牙最多的中国作家，五年间拔了上万颗牙。正是因为讨厌这份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余华开始了文学道路的跋涉。后来他说：“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

　　而史铁生、汪曾祺的青春，是由几十头牛、一筐筐土豆组成的。前者到陕北插队当知青，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后者被下放到河北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为土豆画图册。牛、土豆、牙齿，成了这些作家的特殊“副业”。其实，当时这才是他们的主业，文学反而遥不可及。

　　与余华“切齿痛恨”不同，史铁生、汪曾祺要达观许多，苦中作乐。土豆的花是没有香味的，汪曾祺却发现了一种“麻土豆”花是香的，让科研人员大感意外。史铁生堪称“鉴牛专家”，别人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他则总结了一套“看脾气”的经验：一鞭子甩下去，瞪圆眼睛、左蹦右跳的是好牛，干活不惜力；塌腰闭眼、忍气吞声的是疲牛。

　　为何他们的文字能打动人？不就是这种生动的生活体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