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晓声最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牛皮护腰带克服颈椎腰椎痛，用一支支铅笔在纸上笔耕不辍，作家梁晓声前年凭藉《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今年推出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聚焦普通平凡的青年群体。

　　梁晓声接受大公报专访时称，“我们的文化用了太大力量鼓吹不平凡的人生，好像一旦平凡了就是灾难”。青年多数平凡而普通，他们没有浑浑噩噩，要为这一群体致敬和鼓劲。\大公报记者 张帅

　　“因为‘天命’不济而自哀自怜自暴自弃的人，是没搞明白何为生命之人。”

──《我和我的命》

　　梳理梁晓声的作品可以发现，青年人在他的创作中一直颇具分量。不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的《雪城》、九十年代创作的《年轮》，还是新世纪的《返城年代》以及其他杂文、散文，梁晓声一直关注社会变迁与青年的成长。他坦陈，自己以前谈及青年特别是八十后时还有微辞，担心他们碌碌无为浑浑噩噩，“愤怒”多於“奋鬥”，事实上他们承受住了生活中各种压力带来的考验。

　　青年“奋鬥”要多於“愤怒”

　　一个女孩看到梁晓声《扫描中国女性》的时评文章曾来信，想要梁晓声写一写自己的小姨。其中有一段话写道，她小姨是家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谓最高也就是大专，也是最早离开偏远的农村到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打工的人。家族中的其他孩子还有同村的孩子们，一旦到了十八岁开始找工作时就都来深圳找小姨，所以经常是佔了小姨的床，沙发、地板也睡了，在小小的出租屋裏，最多时会有六七个仅比小姨小几岁的孩子。小姨早晨去上班的时候，要在孩子们的身躯之间来找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时光倏忽，如今年龄最大的八十后，已四十岁出头，最小的也三十多岁。梁晓声说，自己从他（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在《人世间》中，我没有余地把她摆放进去。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个遗憾，所以这个初心一直在纠缠着我，完成《人世间》之后，我觉得我要为这样的小姨单独立一个传。”

　　梁晓声说，她不只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许多这样肩负起家庭、家族的扶贫责任的一些孩子们的身影，他（她）们是使自己非常感动的一些青年。

　　“我愿与宿命和平共处”

　　“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实命和自修命所证明了的人。” ──《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二十余万字，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鬥史：一个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生成长中选择奋鬥，选择平凡而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按照习惯心理，一定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朋友们共同合力，恨不得她能一下子就成为一个董明珠式的人物。而我偏不这样写，因为我如果那样写的话，实际上只不过是写的万分之几的人的人生，而我像现在这样写的话，它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人生。”梁晓声对大公报记者表示。

　　他指出，青年谁不希望自己做出成绩，做出成就呢？但我们用什麼来判断“成绩”“成就”？挣的钱多？住上大房子？还是开上好车？

　　上述这些完全符合人之常情，但如果是放在首位变成唯一标準，那就不能苟同了，因为不平凡和成功如果只能和这一点画上等号的话，肯定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一种扭曲。

　　梁晓声不认为一旦平凡就是灾难，他借助书中人物给出这样的启示：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我愿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平平凡凡度过我的一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於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

不只是展现个人才华

　　“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

──《我和我的命》

　　在作品中可以发现，梁晓声不吝啬对社会价值的正面探讨。如《我和我的命》中所言，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麼样的家庭和基因如何，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他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但人的奋鬥和自修自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新潮的作家认为文学创作更多是证明个人才华的事，你说的社会认识价值跟我的作品没有关係，我的作品也不追求这一方面。”梁晓声对大公报记者说，他的小说格局都超出一般故事，比较在意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注重一部作品的社会认识功能。从文学观来看，有一些新潮的作家是会非常轻蔑这一点的。

　　梁晓声不仅写小说，还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等分析社会的非虚构作品。今次写作《我和我的命》，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梁晓声看来，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普通人的层面，我们的文化如果不充分肯定普通人的价值，实际上对於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社会作用等於是一种漠视，甚至是否认。

　　“那麼我就採取一种主动，这种主动首先要在肯定普通人社会存在作用和价值的前提下，去书写个体的他们。”梁晓声说，平常生活中和一个青年接触哪怕不多久，他都不由自主地会问对方收入多少、家在哪儿、家裏还有什麼人，这麼问的时候不完全是说自己準备写小说要採访，而是本能的关心，非常愿意看到这一代青年人的生活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幸福。